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西北革命根据地延安。中共中央在这里战斗和生活了十三年，延安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中心、解放战争的总后方、万众瞩目的革命圣地。1939年2月，中共中央成立了干部教育部，同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建设大党，我们的干部非学习不可”。此后，我们党先后创办了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等三十多所学校培养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培养了约百万干部，创造和积累了干部教育的许多宝贵经验。

自上而下 全员参与

党的干部教育是事关全党大局的基础性、战略性工作。1938年10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讲道：“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向全党发出了开展学习竞赛的号召。在毛泽东等领导干部的带动引领下，全党同志重视学习、加强学习、善于学习，形成了浓厚的学习氛围。

“领导干部上讲台”逐步成为制度化常态化的实践。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张闻天、陈云等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较高的领导干部走上讲台，到机关、部队和学校授课或作政治报告。毛泽东还经常写文章、做演讲，《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便是由讲稿转化为文章的典范。1938年底，刘少奇在豫西省委第一期党员干部训练班上作报告，讲述共产党人进行党性修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学员们反响强烈。后来，由讲稿整理完成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成为干部教育的经典教材。

为了激励干部的学习热情，党中央将马克思的诞辰日定为“干部学习节”，表彰学习成果突出的模范典型。1940年5月，第一届“干部学习节”在延安大礼堂举办，陈云、张闻天等领导的三十九个学习小组受到表彰，朱德被推选为“模范学生”，成为中共党史上首位学习模范。陈云在会上发言：“学习理论既然是每个党员的责任，那末（么），党内的老干部、高级干部首先要努力学习，成为学习的模范。”张闻天任组长的《资本论》学习小组，成员留学经历丰富，能够对照中、英、俄、德、日文不同译本，深入讨论《资本论》的重要章节，创新了学习讨论方法。叶剑英谈了学习心得：在学习中发扬民主精神，结合学习内容提出问题，发表见解、畅谈体会，保证“眼到、心到、手到”。第一届“干部学习节”召开后，解放区各部门有计划、有组织、全方位的学习运动蓬勃兴起，涌现出许多好的学习方法和经验。中央各部门培养出大批理论干部，派往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为赢得抗日战争乃至解放战争提供了人才保障。

调查研究 学以致用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早在1930年5月，毛泽东同志为反对教条主义思想，写下《调查工作》，即后来的《反对本本主义》，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党内缺乏调查研究客观实际状况的浓厚空气。同年8月，他在《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进一步指出“必须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加强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

为了在全党范围推广和实施调查研究，中央设立调查研究局，各中央分局、八路军和新四军机关、根据地政府设立各级调查研究机关，将调查研究作为党的一项重要工作制度确立起来。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在陕甘宁、晋鲁豫等地走访调查，收获了极具可操作性和重要价值的调研成果。毛泽东提倡“两种鼓励”和“两种批评”，即鼓励那些了解客观情况较多较好的同志，批评那些尚空谈不实际的同志；鼓励那些既了解情况又注意政策的同志，批评那些既不了解情况又不注意政策的同志。他提出，向各级在职干部与训练干部的学校，进行关于了解客观情况（敌、友、我三方）的教育。

调查研究是实事求是的根本方法，实事求是建立在科学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1941年9月，在毛泽东的倡导下，中共中央成立高级学习组，并在延安和外地各重要地区成立高级学习组，不仅要求领导干部集中学习党的历史和重要文件，而且鼓励他们通过调查研究、讨论交流等方式，将理论知识与实际工作结合起来，形成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1942年2月，延安整风运动开始，中央党校成为全党集中开展运动的场所和思想锻造的熔炉，毛泽东亲自制定了“实事求是，不尚空谈”的校训，大批领导骨干都在这里学习过。毛泽东要求干部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

终身学习 分类教育

在有计划、有组织地大规模开展干部教育活动的同时，对干部进行学校教育和在职学习的分类教育，因材、按需施教，使党的干部教育工作逐步系统化、制度化、规范化。

学校教育是延安时期干部教育的重要载体。1935年至1948年间，中央在陕北相继创办了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马克思列宁学院、中国女子大学、延安炮兵学校等三十多所门类齐全的院校，培养了革命急需的军事、政治、艺术、医务、通信等骨干人才。其中，抗日军政大学坚持“教育为抗战服务”总方针，毛泽东兼任教育委员会主席，亲自审定教学计划和大纲。课程涵盖政治、军事、文化三大领域，包括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游击战术、炮兵操作、测绘技术、医疗救护、地理知识、算术和日语等课程。针对学员职务身份、教育背景、学习需求的差异，课程设置也有所偏重。对来自工农家庭、文化程度较低的学员，增加了读书、识字、作文课的时间，并会定期进行考核。延安时期的学校注重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锻炼和培养干部，其独特的教育理念和方法为党的干部教育工作树立了典范。

干部在职教育是延安时期干部教育的独创。毛泽东称其为一个新发明的大学制度，向所有人敞开大门，是“无期大学”。他还号召“要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各级政府、各民众团体、各类学校，甚至军队，都应效仿建立类似的干部教育机构，确立学习制度，以便干部能够有序地接受教育。针对干部在职学习中普遍存在的两个问题——“忙得很”和“看不懂”，倡导用“挤”和“钻”的方法保证学习时间和学习成效。毛泽东形象地说：“我们现在工作忙得很，也可以叫它让让步，就用‘挤’的法子，在每天工作、吃饭、休息中间，挤出两小时来学习。”每天两小时学习制度、学习小组制度、记笔记制度、轮训班制度等，成为党的干部教育工作的特色亮点。此外，在职干部还可以“依类编成学习小组”，组内共同学习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