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紧要关头，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称“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遵义会议是“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党中央确立了新的正确领导。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主力不畏艰难、斩关夺隘，长驱数万里，终于取得长征的胜利。

中央率红军实施战略转移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为了挽救革命局面，先后发动了一系列城市武装起义，但都失败了。毛泽东带领队伍到了山高路险的井冈山安了家；在敌军举兵围攻下，毛泽东分兵下山，来到了物产丰富的赣南，开辟了广阔天地，并与其他根据地形成互为掎角之势，在夹缝中顽强生存下来。革命者越挫越勇，对革命的认识愈加深刻。以井冈山、大别山、洪湖为代表的“两山一湖”根据地不仅立住脚跟，而且红军发展到数万人。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开创出一条正确军事路线，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这是一个伟大的理论与实践创造，不论从国际共运理论来看，还是从中国实践来看，都是史无前例的。

在艰难的革命时代，路线如一盏明灯，至关重要。从党内来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一度执行的“左”倾路线，导致白区工作失败，也使根据地损失惨重。从全国来看，国民党政府置严峻的民族危机于一旁，顽固执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接连向根据地发动了几次军事“围剿”，都被毛泽东等领导的工农红军粉碎了。1933年，在上海无法立足的中共中央迁至中央苏区，仍继续执行“左”的路线，调整军事领导体制，取消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作战方面不是扬长避短，反而以弱击强，采用堡垒对堡垒的战术，致使红军作战失利，许多根据地损失惨重，一步步丧失了扭转局势的机会。广昌失守后，根据地日益缩小。到1934年9月下旬，中央根据地仅存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的狭小地区。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只能被迫撤离中央根据地了。1934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了长征。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左”倾路线的领导人把战略转移变成了“大搬家”式的行动，在转移过程中又没有发挥红军游击作战的机动性，错过了稍纵即逝的战斗时机，虽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重围，强渡湘江，但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损失，革命士气大受影响。

至此革命已到了生死关头。蒋介石命令国民党军队在红军去往湘西的沿线构筑了多道封锁线，等待中央红军“钻入”这些“口袋”，凶多吉少之下，掌握军事指挥权的李德仍顽固坚持北上，无疑是拿着数万红军战士的生命和中国革命前途做赌注。革命的大好局面来之不易，翻转却在瞬息，错误的军事路线已经到了不得不改的关键时刻。

湘江战役之后的危局着实给党中央和全军上了深刻的一课。为挽救不断恶化的严峻形势，中央先后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以党内民主的方式循序渐进地解决战略上的重大分歧，实际上开始了调整和纠偏的过程。许久隐忍未发的毛泽东坚决反对再向北走，极力主张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进军路线问题。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接受毛泽东的提议，立即召开了通道会议，改变了红军突围离开江西时确定的引兵湘西的目标，而是决定转道进入国民党兵力薄弱的贵州，实现了“通道转兵”。但危险局面仍未消除。在危急关头，全党全军更需以大局为重，解决军事指挥的组织问题，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随即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否定了“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接受了北渡乌江、向黔边发展的主张，进一步明确了红军战略转移的方向，决定到川黔边区建立新的根据地，并决定在适当时候召开会议，以解决关于战略方针的争论。而李德仍几次干扰军事方针的实施，中央又在1934年12月31日晚到次日晨在瓮安县的猴场召开会议，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将“处理一切”的军事指挥和领导权收归政治局，扭转了一度被破坏的军事领导体制，恢复了军委集体领导权，这不仅为战略转移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证，也为解决组织路线问题准备了条件。

朱德、彭德怀、刘伯承等红军将领都见证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及其指导下革命不断壮大的辉煌成果，尤其经过“八月失败”、红四军党的“七大”前后争论风波及古田会议，对毛泽东在党内和军队的核心领导地位有了深刻认识。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的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人逐渐认识到，毛泽东在军事上发挥着重要领导作用，在政治领导上也发挥着关键作用。张闻天、王稼祥开始酝酿推举毛泽东出山指挥红军，军团首长们也迫切要求加强中共中央的领导和毛泽东对红军的军事领导。这些都为召开遵义会议，并通过民主讨论的方式解决问题，做了前期准备。全党与全军上下顾全大局，团结一致，以正确路线指导革命事业，并接受了血与火的战争考验。

遵义会议召开

为了纠正“左”倾领导者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中共中央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力量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彭德怀、聂荣臻等军团首长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以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为主题，以面对面的方式集中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中执行的错误军事路线及给革命带来的危害。毛泽东指出，第五次反“围剿”以后，军事方针上先是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继之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转而又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红军遭受严重损失，中断了革命向好的局面。与会代表开展了激烈的讨论，周恩来、张闻天等充分认识到错误的军事指挥及路线所带来的深重危害，对毛泽东提出的正确军事路线有了更为深切的认同，认为只有实行灵活的战略战术，才能走出困局，扭转危局，同时意识到要改变错误的军事路线，就需要改变军事指挥的组织问题。

会议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委托张闻天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并由常委审查通过。决议敢于正视严峻问题，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指出了当前的中心问题是战胜川滇黔的敌军，并提出要在那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随着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回归，毛泽东同志在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起来。在维护中央领导集体团结的局面下，遵义会议增补毛泽东同志为中央常委成为会议最主要的成果，提高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地位和威信。陈云同志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指出，遵义会议上明确了以毛泽东同志为周恩来同志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确定在川滇黔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但在遭到川军顽强抵抗、滇军集中主力在川滇边境的情况下，中央果断决定西渡赤水河，在扎西会议作出“回兵黔北”决策。中共中央率领红军二渡赤水河、取得娄山关大捷、二占遵义。根据战争需要，召开了苟坝会议，会上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新“三人团”），建立了高度集中的军事指挥体制，以完善军委领导方式，为在瞬息万变的战争形势下贯彻正确的军事路线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提高了贯彻正确军事路线的执行力。新“三人团”成立后立即调整军事部署与战略，令红军迅速控制赤水河上游，向西南转移。

四渡赤水是对遵义会议成果的一次真正检验。此时仍是敌强我弱，也没有后方根据地作保障。毛泽东改变了呆板的军事打法，实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在变化中寻找战机，在机动中歼敌，红军时而声东击西，时而指南打北，时而即打即离，反复迂回，不断穿插于敌军之间，完全打乱了国民党的作战部署。红军一渡赤水，轻装向西；二渡赤水，取得娄山关大捷、二占遵义；三渡赤水，虚晃一枪；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兵临昆明，调虎离山，巧渡金沙江，出兵石鼓渡口，终于跳出了几十万敌兵的重重包围，开始扭转被动局面。

遵义会议召开后，赶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的陈云，在《遵义会议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指出：“党内对于军事领导上错误的纠正，不是党内的分歧，相反的更加团结，使军事领导走上正确的道路，使党与军委的威信更加提高”。这也说明了遵义会议后红军和党中央之所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的原因，它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后打开的革命新局面，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认可。

维护遵义会议决议，实现主力红军会师

中共中央在战略转移过程中，坚决维护遵义会议决议，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得以充分体现。

1935年6月21日，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两军为之欢欣鼓舞。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并作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了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目标，提出“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中共中央确定了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就在两军指战员同仇敌忾、协力并进之际，张国焘反对中央的战略方针，公开提出南下或西进的主张。在维护团结的大局下，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一再推动红军北上，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作出让步，但在大是大非的战略问题上，坚持原则，决不让步。

1935年7月21日至22日，中共中央在芦花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要求张国焘指挥红四方面军迅速北进。为推动张国焘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8月4日至6日，在沙窝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再次强调必须在一、四方面军中更进一步地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提高中共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强调必须坚决反对“对于党中央所决定的战略方针表现怀疑”，“碰到某些困难即表示悲观失望，消极怠工，不负责任，与自暴自弃”，同时“对于目前时局的估计不正确，怀疑到革命形势的存在，推想到苏维埃运动的低落”，以致对革命前途失去信心，并认为这对于执行党目前的任务是“最大的危险”。

中共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增强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和信任，以统一两大主力红军的行动。虽然中共中央对张国焘进行了大量的说服教育工作，但在北上与南下之争出现白热化及难以扭转僵局之下，毛泽东当即作出决定带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脱离了危险区域。党中央将红军改编为陕甘支队继续北上，在哈达铺明确了向陕北挺进的战略，最后到达陕北，陕北为党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

1936年7月初，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奉中央命令红二、六军团加上红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配合朱德、刘伯承及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维护与执行了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同时对于削弱与牵制国民党的部队，配合红一方面军奠基大西北发挥了重大的战略作用。在中共中央的命令下，在红二方面军的推动下，在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等的反复劝说下，红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10月22日，红一、红二方面军在甘肃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会师。三大主力红军实现了大会师。

遵义会议对长征胜利起到了关键作用，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从而实现了党的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