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31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新质生产力“本质是先进生产力”。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生产力。”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将生产力作为社会制度变迁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使我国生产力水平有了大幅度跃升。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是今后一段时期的主攻任务。以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为指导，梳理中国共产党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历史探索与基本经验，对当前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启示。

一、中国共产党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历史探索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将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内涵，提升了这一理论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发展性、适用性、实践性，在不同历史时期使我国生产力水平取得大幅跃升，不断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向前发展。具体来说，中国共产党发展先进生产力的过程大体经历四个历史时期。

1.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将“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作为革命目的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注重其大众化传播和创新性运用，在把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本矛盾的基础上精准分析中国国情，将“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这构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内容，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化的伟大飞跃。

第一，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中国化创新和大众化传播。1937年，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期间，将其所思所悟撰写成长达六点一万字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其中的经典章节后来被修改为《实践论》《矛盾论》。在这两部著作中，毛泽东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基本内容，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的基本原理，并结合中国实际进行了中国化创新。如毛泽东指出：“从生产社会性与占有私人性间的矛盾看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间的矛盾，这是根本矛盾”，“对立的两方面相互结合，并转变到新的对立，即所谓相互渗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对立关系的相互渗透”。此外，毛泽东将束缚生产力还是解放生产力作为判断一切政党的方针、政策先进与否的标准。1945年，毛泽东提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消灭日本侵略者，实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民，发展现代工业，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只有这一切，才能使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解放，才是中国人民所欢迎的。”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中国化创新和大众化传播，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的基本矛盾，要善于把握社会基本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从全局的高度领会中国社会的性质以及中国革命的性质，从而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根本的理论指导。

第二，运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是社会的根本矛盾，这就需要从这一对矛盾关系中分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目的、任务、步骤、目标等，由此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内容。对于革命的领导力量，毛泽东指出：“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在革命的目的上，毛泽东指出：“除了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以外，在国内，就是要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关于革命的任务，毛泽东指出：“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军事力量不取消，生产力就不能解放，经济就不能发展。因此，第一个任务就是打倒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军事，而我们搞政治、军事仅仅是为着解放生产力。”对于革命的步骤，毛泽东说，土地革命是第一个革命，“如果不进行从个体劳动转到集体劳动的第二个生产关系即生产方式的改革，则生产力还不能进一步发展”。对于革命的目标，毛泽东表示：“中国人民的生产力是应该发展的，中国应该发展成为近代化的国家、丰衣足食的国家、富强的国家。这就要解放生产力，破坏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正是由于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性运用，将先进的无产阶级作为革命的领导力量，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革命的目的，将打倒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军事作为革命的任务，将土地革命和生产方式革命作为革命的两个步骤，将建设近代化的国家作为革命的目标，才最终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飞跃。

第三，在革命时期将变革生产关系作为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手段。毛泽东指出：“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就表明，虽然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但是当生产力的发展受到阻碍时，那么变更生产关系就要发挥决定性作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的压迫，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生产力发展停滞不前，如果不改变生产关系，生产力就难以发展，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就会停滞。实践证明，生产关系的变革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有时候甚至会起决定性作用。正如毛泽东在后来所总结的：“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是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之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先进生产力的第一个历史阶段，即面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艰巨任务，将“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作为革命的目的，打破一切制约生产力发展的旧机器、旧军事，将变革生产关系作为解放生产力的主要手段，建立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并最终建立比资本主义制度更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以此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

2.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给生产力领域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和探索空间。1957年，毛泽东指出：“从一九五六年以来，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在探求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将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作为重中之重，取得了显著成效。

第一，运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分析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主要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依据不同的国情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认清并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是我们党做好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需要重新分析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党的八大提出，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实际上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对基本矛盾的基础上，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所做的深刻分析和精准把握。正如毛泽东所解释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据此，在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的情况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取代解放生产力成为我国在新的生产关系下的主要任务。

第二，通过完善和发展生产关系来推动生产力发展。1957年，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对于如何完善和发展生产关系，毛泽东也指出了具体办法：一是“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二是通过劳动者来破坏旧的生产关系：“生产力有两项，一项是人，一项是工具。工具是人创造的。工具要革命，它会通过人来讲话，通过劳动者来讲话，破坏旧的生产关系，破坏旧的社会关系”；三是鼓励群众打破限制生产力发展的规章制度：“在多快好省地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前提下，在群众觉悟提高的基础上，允许并且鼓励群众的那些打破限制生产力发展的规章制度的创举”。毛泽东一再强调，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生产力的性质发生变化了，生产关系一定要发生变化以适应生产力的需要。他说：“在往后亿万年中，生产力性质不会不发生变化的，为了一定要适合它，生产关系也得改变，而且将有无数的改变。”

第三，通过技术革命促进生产力的大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生产关系的革命，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1963年，毛泽东作出“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的重大判断。他说：“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为此，毛泽东作出一系列部署：一是强调要进行一场技术革命。他在1958年明确提出，“从今年起，要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我们一定要鼓一把劲，一定要学习并且完成这个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伟大的技术革命”。二是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和制定科技发展规划纲要。1956年1月，毛泽东在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以这次会议为契机，我国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使我国的科学技术工作从这时起开始纳入现代化的轨道。三是将生产力纳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指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四是在人民群众中广泛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毛泽东说，“提出技术革命，就是要大家学技术，学科学”，“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伟大的运动，急需总结经验，加强领导，及时解决运动中的问题，使运动引导到正确的、科学的、全民的轨道上去”。

这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先进生产力的第二个历史阶段，即面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艰巨任务，注重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善于破坏旧的生产关系、建设新的生产关系，通过技术革命使生产力水平有了大幅提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虽然我国在这一时期发展生产力方面出现一些曲折甚至是失误，但从主流上说，仍为改革开放后发展先进生产力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3.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的轨道上，创新性运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重新审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先进生产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一系列创新性观点，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重大成就。

第一，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我国虽然在1956年基本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但长期以来国家贫穷的局面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这就使得邓小平开始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早在1985年，邓小平就认识到：“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他正式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本质论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深入分析了社会主义面临的主要任务、解决方案、最终目标等一系列问题，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邓小平作了多方面的积极探索。一是提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将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二是探索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办法，如“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又如“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方法，包括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我们都采用”等，在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础上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三是提出改革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以进一步解放生产力，认为“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四是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作为评价改革开放政策成效的标准，即“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第二，作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大理论创新。早在1988年，邓小平就根据科技革命的发展趋势前瞻性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论断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邓小平认为：“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是如何得以实现的？邓小平做了很多解释：其一，科技能够塑造全新的劳动者，使其成为“有一定的科学知识、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其二，科技能够大大提升劳动生产率，“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在同样的劳动时间里，可以生产出比过去多几十倍几百倍的产品。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其三，科技能够创造一系列新兴产业，“许多新的生产工具，新的工艺，首先在科学实验室里被创造出来。一系列新兴的工业，如高分子合成工业、原子能工业、电子计算机工业、半导体工业、宇航工业、激光工业等，都是建立在新兴科学基础上的”。其四，科技能够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比如农业，“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由此，邓小平提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

第三，提出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生产力对人类社会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人类社会发展是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落后生产力的过程。落后是绝对的，先进是相对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先进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然要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如前所述，毛泽东曾把是否能够解放被束缚了的生产力作为判断政党先进与否的标准，邓小平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作为“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之一，在不同时期都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2000年，江泽民首次提出，我们党“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此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式形成，并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和宪法。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一论断具有丰富的内涵：一是要正确处理“三个代表”之间的逻辑关系：“发展先进的生产力，是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条件。人民群众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主体，也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根本力量。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二是要努力实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统一。“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体现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要求，尤其要体现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通过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三是要实现历史发展规律与历史创造主体的统一。“人是生产力中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我国工人阶级，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力量”。四是抓住科技进步的历史机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给世界生产力和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推动”。后来，胡锦涛也多次强调，要“把保持党的先进性和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上来，“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进一步强调党要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

这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先进生产力的第三个历史阶段，即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战略决策，将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运用计划和市场手段发展先进生产力，提出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使我国经济总量跃升至世界第二位，初步改变了生产力水平落后的局面，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方兴未艾的大趋势，牢牢抓好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的重大理论创新，并最终形成“新质生产力”理论，将新质生产力作为先进生产力的质态，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新跃升。

第一，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2015年，习近平首次明确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这是对新时代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辩证关系作出的重大论断，反映了对发展动力机制演变规律的系统性把握，是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中高速增长阶段的迫切要求。习近平对这一观点作了系统阐发。一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观察科技的力量。“自古以来，科学技术就以一种不可逆转、不可抗拒的力量推动着人类社会向前发展”。二是在系统总结世界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反思大国兴衰的重要原因。“近代以来，西方国家之所以能称雄世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掌握了高端科技”。三是深刻洞察科技创新与经济进步之间的内在逻辑。“只有不断推进科技创新，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四是在深刻认识近代以来世界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寻求在世界经济乏力中的突围之道。“世界经济长远发展的动力源自创新……科技进步造就的新产业和新产品，是历次重大危机后世界经济走出困境、实现复苏的根本”。五是敏锐认识到推动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需要依靠科技创新实现动力变革。“我国低成本资源和要素投入形成的驱动力明显减弱，需要依靠更多更好的科技创新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持续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持落实以创新发展理念为首的新发展理念，在经济新常态中着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制、实现高质量发展，在这一系列论断的指导下，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

第二，提出新质生产力本质是先进生产力。党的十八大刚结束，习近平强调：“我们要明确，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一点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此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力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持续作出不懈探索。一是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中国坚持通过改革破解前进中遇到的困难和挑战，敢于啃硬骨头、涉险滩，勇于破除妨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二是在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中创新生产力理论，强调生态环境与生产力之间的必然联系。“纵观世界发展史，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三是前瞻性地提出把新一代人工智能作为推动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驱动力量，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高质量发展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把新一代人工智能作为推动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驱动力量，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四是敏锐观察到人类在经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之后，目前正经历的信息革命实现了对生产力的“质的飞跃”。“信息革命则增强了人类脑力，带来生产力又一次质的飞跃，对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军事等领域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五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气魄推进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正式提出“新质生产力”的概念，要求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认为新质生产力“本质是先进生产力”，要求“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新境界。

第三，通过改革体制机制着力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为了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的发展趋势，推进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各项部署，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重视通过改革体制机制构建新型生产关系。2014年，习近平指出：“推进自主创新，最紧迫的是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对此，习近平作出一系列改革部署。一是在改革方法上注重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两个轮子”一起转。“改革只在一个环节或几个环节搞是不够的，必须全面部署，并坚定不移推进。科技创新、制度创新要协同发挥作用”。二是注重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在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三是注重科技成果尽快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消除科技创新中的‘孤岛现象’……使创新成果更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四是推动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通道，以改革释放创新活力，加快建立健全国家创新体系，让一切创新源泉充分涌流”。五是实施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战略。“要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的工作机制”。通过科技体制机制的改革，我国最大限度地解放和激发了科技创新所蕴含的巨大潜能，科技体制改革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发展，破除了制约科技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在实践中有效地适应了新质生产力的要求。

这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先进生产力的第四个历史阶段，即面对“两个大局”、处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将创新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核心，通过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实现高质量发展，将科技创新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通过科技创新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并应用到产业和产业链上，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使中华民族朝着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迈进。

二、中国共产党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基本经验

回顾中国共产党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历程，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为指导，注重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注重在实践的基础上推进理论创新进而指导新的实践，注重将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注重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些在发展先进生产力方面积累的基本经验，是我们今后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宝贵财富。

第一，坚持党对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全面领导。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始终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解放被束缚了的生产力，坚持党对革命的领导权，带领全国人民打倒一切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军事力量，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成立了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并通过实施技术革命、制定发展规划、部署“两弹一星”等重大科技专项、打破限制生产力发展的规章制度等措施，巩固了新生的国家政权，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国民经济体系。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通过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等，使我国国民经济进入高速增长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坚持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守正创新，提出新质生产力的时代命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新境界。由上可知，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征程中，始终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在不同阶段、不同时代面对不同境遇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使我国生产力得到快速发展，这一切都离不开党对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全面领导。正如习近平所说：“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科技创新事业不断前进的根本政治保证。”

第二，坚持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根本任务。马克思指出：“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也就是说，生产力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社会状况。中国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终身的共产主义事业，破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弊端，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比资本主义制度更加优越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导向、组织原则、运行机制、治理效能等都优于资本主义制度，因而能够在短期内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加先进、更加丰富的生产力。社会主义要取得与资本主义竞争的比较优势，首要的任务便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革命时期，我们在打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机器、旧军队的过程中解放生产力。在建设时期，我们变革生产关系，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在改革时期，我们进一步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使我国生产力实现跃升，发展新质生产力成为时代急需、社会共识。2018年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时，习近平深刻地总结道，“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实践启示我们：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根本任务。”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仍然要坚持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根本任务。

第三，坚持将科技创新作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九世纪中叶，马克思观察到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飞跃，从中得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的重大论断，将科技纳入生产力范畴，改变了古典经济学的传统看法。二十世纪初期，列宁提出技术进步是“一切进步的动因，前进的动因”，并领导实施俄国电气化计划。这是社会主义国家通过科学技术现代化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第一次伟大尝试。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无论是毛泽东作出的“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的论断，还是邓小平作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抑或是习近平提出的“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的论断，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背景下，都将科技创新作为其核心要求。习近平明确指出：“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从生产力本身来看，科技创新能够向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注入科技元素，使其内部实现质量提升及优化组合，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从产业转型升级来看，科技创新能够创造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性布局一批未来产业、改造提升一批传统产业、淘汰一批落后产业，使产业结构调整呈现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代表了产业发展的方向；从发展趋势上看，要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而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的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所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离不开科技创新这个核心要素。

第四，坚持以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实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统一。主要矛盾决定事物本身的性质以及事物发展的历史走向。毛泽东指出：“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首要的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对基本矛盾关系中确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然后着力破解，从而推动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1956年，党的八大指出，国内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认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三次主要矛盾，都体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在生产关系层面，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从1956年的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到1981年的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再到2017年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体现了生产关系层面的人民需求的螺旋式上升过程，这个过程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在生产力层面，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从1956年的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到1981年的落后的社会生产，再到2017年的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体现了生产力发展的历史性、阶段性。只有实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才能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此外，旧的矛盾解决了，还会产生新的矛盾，所以实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统一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第五，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形成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中最基本的关系，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有时候甚至起着决定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实践证明，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关键，是推动国家发展的根本动力。通过改革，破除一切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破除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不力、不顺、不畅的痼疾，畅通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良性循环，需要伴随着生产力的不断进步而持续改革。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逐步建立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计划和市场都作为科技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让市场真正成为配置创新资源的决定性力量，同时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我们推动企业成为科技创新主体，优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打破束缚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不畅的痼疾，使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深度融合；我们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培育和发展技术要素市场，使企业主体的技术市场活力得到持续释放，并占据技术要素市场主体地位，逐步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我们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聚天下英才而用之，逐步建立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这一切，目的在于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建立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从生产关系层面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第六，坚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形成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独立自主是我国发展先进生产力的一条基本经验。虽然我们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短期内接受过苏联的一些援助，虽然我们在改革开放后通过技术引进使我国的生产力水平有了一定的提升。但是，生产力水平的稳步提升主要靠独立自主所完成。新中国成立之后完成的“两弹一星”研制，靠的是自力更生；改革开放之后的关键核心技术突破，靠的也是自力更生。当我们在高新技术领域稍有成就的时候，就会受到西方国家的打压和遏制，甚至用“卡脖子”相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更凸显自力更生的重要性。在自力更生的基点上，我们逐步探索出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这条道路呈现出以点突破、跳跃波动、整体推进、内涵发展、跨越转型等特性，其生成具有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现实逻辑和实践逻辑，这是在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科技创新理论指导下形成的道路，是一条从中国科技事业发展实践中探索出来的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

当然，中国共产党在发展先进生产力方面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经验，尤其是发展先进生产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等，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总结，上升为系统性、学理化的理论体系，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三、中国共产党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当代启示

当前，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此，我们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将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面对新征程新使命，我们要用好中国共产党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宝贵经验，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坚持发展先进生产力、实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统一，并在此基础上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第一，以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根本保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的全面领导能够充分调动各领域的积极因素，促进社会资源有序、高效、公平分配，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充足的政策支持和广阔的发展空间。因此，既要着力健全党领导经济工作和科技工作的相关体制机制，加强党对完善科技创新体系、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顶层设计；又要充分发挥党在事关生产力发展重大决策问题、组织问题上的政治把关作用、统筹协调作用，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提供源源不断的组织动能。总体而言，一是坚持系统性，较为系统地谋划和统筹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中的一系列问题，既总结伟大成就又直面风险挑战，既有发现问题的敏锐又有解决问题的对策；二是坚持前瞻性，较为准确地把握世界科技革命发展大势和国际产业竞争的总体趋势，抓重大、抓尖端、抓基本，并作出创新是第一动力、努力建设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科技强国等前瞻性部署；三是坚持基础性，布局建设国家级先进科研平台和实验室，加大对基础研究的资金支持和政策倾斜，鼓励科研机构和人员进行前沿技术研发工作，鼓励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合作与创新；四是坚持开放性，注重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科技创新，积极主动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提高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水平，推动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创新合作，同世界各国共享创新发展成果，体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

第二，以科技创新为核心要素形成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动能。科技创新能够优化要素配置、提高生产效率、推动产业升级，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变量。必须以科技创新为核心要素，以技术革命性突破为主要引擎，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培育科技领军人才，提高国家战略科技水平和创新效能。一是要大力发展数字技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移动通信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迅猛发展；强化数字技术创新，就是为新质生产力的布局抢占先机、赢得优势。为此，需要面向前沿数字技术领域，加强基础研究，为更广泛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创新提供先进技术、工具和手段；同时，深化拓展数字技术在教育、医疗、制造业等领域的应用，推动生产流程、生产模式、组织形态、管理方式等向智能化方向发展。二是加快绿色低碳技术攻关。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科技创新由破解经济社会发展中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经济增长方式而催生，并在绿色能源和智能技术的相互协同中实现劳动生产率和生产资料利用率的提高。这就要求加大绿色低碳技术的研发投入，促进关键领域核心技术的创新突破；要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打造绿色循环经济体系。三是推动产业链创新链融合发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能有效连接需求端和供给端，及时将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于生产领域，提高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速度和质量。在组织形态方面，要以数字技术赋能实体经济，提高生产线的自动化程度、实现企业的精细化管理、加快产品的研发和设计速度，实现生产由远程式、分散式转变为智能化、平台化、生态化、共享化，切实推进新型工业化；在产业升级方面，要有效利用核心主导产业的乘数倍增效应，有效利用潜在关联产业的活化驱动效应，充分发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赋能提质作用，实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和产业业态不断升级，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三，以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方法论指导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新发展格局下，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一个主要矛盾在于传统生产力结构不能适应和满足人民多样化、高品质的消费需求，这就导致国内产能相对过剩以及供需结构错配。消费市场的快速变化和人民消费结构的不断升级对生产力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即以新质生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布局，在提高生产要素配置效率，减少无效供给和重复供给的同时，深化拓展高质量的、高技术含量的、与需求动态适配的供给。这也意味着，必须坚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序淘汰落后产业、升级传统产业、壮大新兴产业、培育未来产业，防止在产业转型升级中造成供给过剩和重复建设。各地应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地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在产业布局上避免盲目扎堆、一哄而上。例如，在资源禀赋充裕、具备规模化开发条件的西部地区，应加快风能、光伏能等绿色能源的开发利用，培育壮大新能源产业集群，推动能源结构转型优化；在工业体系完备、重工业发达的东北地区，应强化其在机械制造、钢铁、军工、化工等方面的优势，以科技创新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打造新材料、航空航天、高端装备制造业等一批新增长动能；在科研、产业、人才等优质资源高效汇聚的东部地区以及不断崛起的中部地区，应将目光转向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等高精尖产业领域，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

第四，以深化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改革为重要抓手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生产力实现“新”和“质”的突破，“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构建新型生产关系，要按照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和要求，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改革，优化创新政策和环境，打通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一是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科学汲取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两大资源配置的优势和长处，形成统筹综合创新配置体制机制，集中力量、协同攻关，调动全国资源和优势，尽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突破“卡脖子”技术难题。二是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优化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要建立公平竞争机制，确保各类生产要素在统一开放、公开透明的市场竞争中获得合理配置，破除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要建立市场定价机制，让市场在供需关系的作用下自主确定、动态调整各要素的价格，促进资源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等更有效率的领域集中；要建立要素激励机制，贯彻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原则，激发各要素在强化创新能力、提高生产效率、满足市场需求等方面的积极性。三是促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建设，完善科技创新生态体系。要完善产学研合作机制、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和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打造政府、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创新服务机构等主体高效协同，知识、技术、资金、人才、数据等要素集聚融通的产业创新生态，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和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

第五，在坚持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的基础上形成新质生产力发展之路。当前，我国尽管已经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科技大国，但依旧面临着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等发展瓶颈，同世界强国存在明显差距。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必须在把握中国面临的战略机遇和发展瓶颈、借鉴科技革命与大国兴衰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将科技强国的战略部署同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相结合，以科技创新转变发展方式，形成新质生产力发展之路。发展新质生产力，既要重视“从零到一”的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又要重视“从一到N”的成果转化和应用。在创新链条上，“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被视作“最初一公里”，“从一到N”的产业化则被视作“最后一公里”。基础研究是培育原始创新成果的基础和关键。习近平强调：“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由于基础研究所需的时间和资金较多，且突破点往往难以预测，因此必须做好前瞻性、战略性、系统性布局，优化国家基础科学研究支持体系，建设高水平基础研究人才队伍、提高基础研究国际化水平、优化基础研究发展机制和环境。重大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需要打通基础研究到产业化的创新链条，即以源头创新和颠覆性创新为底层支撑，注重前沿数字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加强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加快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产业集群，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