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划分为四个时期，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四个历史时期贯穿着革命、建设与改革三大历史主题。针对第三个历史时期，决议明确指出此时期党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为了尽快实现拨乱反正和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针对中国发展道路问题，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一重要概念。在强调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一系统工程的今天，深刻理解邓小平提出的“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立足国情的现实维度

“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的提出，不仅是对中国现代化理论的重大创新，也是立足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实践成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对于如何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共产党在借鉴苏联经验的基础上，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使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迅速建立并得以稳固，但同时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问题也逐步凸显。“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进一步思考如何立足中国国情加速现代化建设这一问题。

（一）走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之路

实现国家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明确提出，抗战结束后，中国的下一个发展目标之一就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陆续绘制了现代化的“时间表”和“作战图”。1954年9月15日，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开幕词中宣布，“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首次对实现现代化的时间进行了明确，即在未来几个五年计划以内实现这一目标。1964年12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继续提出了实现现代化的时间问题：“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在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周恩来再次提出了实现现代化的时间，那就是“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从时间上的“几个五年计划内”，到“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再到“本世纪内”，以及指标上从“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到“走在世界的前列”，说明我们党对于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时间界限和衡量指标不断具体化。但是，根据中国当时的经济发展形势，要在20世纪末实现现代化，对于1978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171元的中国而言，显然难以完成这一历史性任务。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们党拨乱反正，从根本上否定“左”倾错误，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对于如何实现现代化这一目标，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强调立足中国实际来考虑该问题。那就是在相信中国“能够做到”四个现代化的同时，承认这是“一件艰巨的事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搞现代化建设”，但基于中国“底子薄”和“人口多，耕地少”的现状，搞建设，必须“适合中国情况”“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基于这一讲话精神，该月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意国家计委关于修改和调整1979年计划的意见，并决定用三年时间调整国民经济，进而调整因高指标造成严重失调的国民经济比例。不仅如此，邓小平也承认，即便到了20世纪末期，中国也只能达到“发达国家七十年代的水平，人均收入不可能很高”。这体现了邓小平强调立足本国实际、走符合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的务实谋划。

（二）从“四个现代化”到“中国式的现代化”

“中国式的现代化”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重要概念。它是对“四个现代化”在方法论层面的进一步阐发，指明了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基本途径。1954年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四个现代化”这一概念：“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此后“四个现代化”的内容演变为“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的现代化。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继续强调坚持四个现代化的目标。1979年3月19日，邓小平会见瑞士联邦委员、公共经济部部长时指出：“中国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是要坚持下去的。”但究竟中国应该走怎样的现代化之路？针对这一问题，邓小平在两天之后会见英中文化协会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时指出，虽然中国计划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但基于中西方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明显的事实，这种现代化只能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比如技术层面，中国即便实现了现代化目标，也仅仅是西方七十年代的水平。这说明邓小平明确意识到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必然不同于西方，不能照搬西方现代化的指标来衡量。3月23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将“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进一步明确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原因在于“到本世纪末，我们大概只能达到发达国家七十年代的水平，人均收入不可能很高”。因此，“中国式的现代化”实际上是在原来“四个现代化”标准的基础上有所下调。为此，邓小平后来专门作出解释，以前“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个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为了进一步阐发这一观点，3月30日，邓小平在中央理论务虚会上对“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原因、特点和原则进行了详细阐释。他首先强调与过去民主革命一样，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这是选择“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原因；其次，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之所以是“中国式的”，原因在于中国面临“底子薄”和“人口多，耕地少”的客观实际，在20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最后，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加强思想政治教育，那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因为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邓小平的这段论述比较全面地展现了他对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基本设想，标志着“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一概念逐步走向成熟。从“四个现代化”到“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概念变化，即是邓小平基于中国客观实际而提出的现代化道路。

（三）从“两步走”到“三步走”战略

现代化是一个国家全方位、各领域发展状态的综合性体现，并非一蹴而就。正如习近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分阶段、分领域推进的。”在具体策略层面，从“四个现代化”到“中国式的现代化”同样也经历了从“两步走”到“三步走”的策略调整。

为了尽快实现四个现代化，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相继提出关于“时间表”的设想。例如1963年8月23日，周恩来在讨论《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时的讲话中提出“用二十三年的时间或者是在二十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设想。在1964年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就作出了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分“两步走”发展国民经济的战略安排：第一步是用15年的时间，在1980年以前“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则是在20世纪内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在1975年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两步走”的战略安排再次予以明确。但由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社会混乱和国民经济衰退现状，“两步走”目标不得不往后延迟。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立足国情，重新思考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时间表”问题。1987年4月30日，他在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格拉时，首次明确提出了中国经济建设以收入为衡量指标的“三步走”战略：第一步是在20世纪80年代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500美元；第二步是在20世纪末达到人均1000美元；第三步是21世纪中叶达到人均4000美元，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与“两步走”战略作比较可以发现，邓小平提出的现代化时间表一是时间上较之前者推迟了半个世纪；二是衡量指标进一步明确且可操作。这是在“两步走”战略基础上作出的符合中国国情的重大创新与发展。正是如此，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中对“三步走”战略进行正式部署，“三步走”战略也成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发展战略。

二、以建立小康社会为核心的目标维度

邓小平之所以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就是勇敢承认当时中西方存在差别的事实，不照搬西方的现代化标准作为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1980年5月，他在与英国前首相谈话时明确指出，“我们的四个现代化，不同于包括你们英国在内的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所以“我们提出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那么，中国式的现代化在中国的具象化内容是什么？对此问题，邓小平又提出了著名的“小康社会”理论。小康社会既是“中国式的现代化”的重要发展目标，也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从目标维度来看，建立小康社会是推动“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动力，主要体现在邓小平对“小康社会”思考的逐步成熟完善和根据我国经济发展实际调整确定国民平均收入指标两个方面。

（一）“小康社会”理论的提出

“小康”一词最早出自《诗经》，后来在《礼记·礼运》中被描绘为仅次于“大同”的一种理想社会形态，成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追求的社会建设目标。正如习近平所说：“使用‘小康’这个概念来确立中国的发展目标，既符合中国发展实际，也容易得到最广大人民理解和支持。”1979年12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首次提出“小康社会”。在会见过程中，大平正芳对中国计划用20年时间实现“四个现代化”表示怀疑：“中国根据自己独自的立场提出了宏伟的现代化规划，要把中国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那么，中国将来会是什么样的情况？整个现代化的蓝图是如何构思的？”对这一问题，邓小平在回答时除强调中国的现代化不能按照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标准外，还首次使用了“小康”一词：“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邓小平不仅首次提出“小康”二字，还将小康与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相联系，使小康社会成为衡量中国式的现代化的重要目标。

此后，邓小平逐渐丰富了小康社会的含义。特别是在1984年视察苏州以后，得知苏州的人均生产总值已接近800美元，为此十分振奋，他对于小康社会的认识从单纯经济层面的国民生产总值，延伸到人民吃穿用、就业、城市建设、劳动力转移乃至人们的精神面貌等五个方面的内容。由此可见，邓小平已经将小康社会从一个单纯的经济概念扩展为复合性概念。1984年3月25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提及20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并明确指出，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同年6月30日，邓小平在会见第二次中日民间人士会议日方委员会代表团谈话时，再次明确“四个现代化的最低目标，是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这些都体现了邓小平对于小康社会认识的不断完善。

（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提出、调整与淡化

在邓小平看来，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标准不是简单以西方现代化的标准来衡量，而是体现中国自身特色的现代化。但二者有一点在本质上是相通的，那就是现代化的标志是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中国必须毫不动摇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此，1979年10月4日，邓小平在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讲话强调，“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那么，经济发展的衡量标准是什么？邓小平一开始也采取国际通行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计算标准。对于这一指标，邓小平经历了提出、调整和淡化阶段，充分体现了他根据经济发展实际情况灵活变通的工作风格。

根据统计，1978年中国人均生产总值为人民币379元，在当时折合美元为252元。邓小平根据这个标准，提出了20世纪末中国人均生产总值翻两番，达到1000美元的设想。1979年12月，邓小平在会见大平正芳时，不仅首次提出“小康”的概念，而且强调实现小康的标准就是“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这一说法提出后，邓小平发现中国要在短时间内实现这一标准并不现实，故又根据经济实际发展状况进行了调整，即从1000美元调整为800至1000美元。1980年10月15日，他在参加解放军总参谋部的一次会议上，明确提出在20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八百至一千美元，进入小康社会”。10月25日，他在与胡乔木等人谈话时明确指出，制定计划不要过多考虑指标，“经济工作要接受过去的教训，再也不要打肿脸充胖子”。可见，将原定的1000美元下调为800至1000美元，较之前的指标设定更具灵活性。

影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关键在于两个因素：一是经济发展总体速度，二是人口增长速度。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尚未大规模引进外资，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济发展速度。据统计，1981年、1982年、1983年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分别为5.1%、9.0%、10.8%，而人口增长了将近3000万人，人口的飞速增长和经济发展的不同步，显然会稀释原本不高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所以在1981年，邓小平再次将200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标准下调到八百美元。1981年7月，邓小平在会见香港《明报》社长查良镛时指出，“基础不牢，想快也快不了，欲速不达”，目标是“本世纪末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八百美元”。

随着经济形势的逐步好转，1983年至1985年，中国GDP增速首次突破了10%，分别达到10.8%、15.2%和13.4%。特别是1984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15.2%。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使邓小平开始考虑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标准在原来的八百美元的基础上适当上浮，并照顾东西部的经济发展差别，故将标准恢复到八百至一千美元。1985年3月，邓小平在与美国新闻界人士谈话时提出，到20世纪末将中国建成小康社会的标准就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八百至一千美元，“说准确点是八百美元或稍多一点”。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在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领导人时，提出“三步走”发展战略的第二步就是“人均达到一千美元”，称目前看来“第二步的目标也能完成”。

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标准，以及对此标准所进行的几次调整，不难看出邓小平灵活务实的工作作风。然而，这种国际通行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计算方式存在两个关键性变量：一是人口的增长速度；二是美元与人民币的汇率问题。考虑到中国人口正处在较快增长阶段，按照这一标准计算显然不太准确。党的十三大以后，邓小平便不再强调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具体数额作为20世纪末中国实现小康的经济发展目标，这也是基于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从依照国际通行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到根据中国国情灵活调整乃至淡化具体数额指标，都体现了邓小平对于“中国式的现代化”内涵的准确把握。

三、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维度

从邓小平对“中国式的现代化”所作出的阐述来看，目标当然是实现“现代化”，但“中国式”是保证这一目标实现的关键。这里的“中国式”具有两层含义：一是经济上不照搬西方模式；二是政治上不照搬苏联模式。特别是在实践层面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一）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社会主义道路是保证“中国式的现代化”能否顺利实现的关键。正如习近平指出：“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首先要守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本和源、根和魂，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这里所提到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最为核心的要素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此，邓小平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主要从发展目的和历史教训的角度阐释这一问题。

首先是发展目的。“中国式的现代化”的目的是什么？这是邓小平首先思考的问题。1979年3月30日，他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从理论层面对实现现代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因进行了阐释，因为实现现代化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我国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只有公有制才能保证这一目的的实现。而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最大特征，所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1980年5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几内亚总统时强调：“我们现在进行一系列改革，仍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有一条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那么，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与实现小康社会究竟是什么关系？邓小平从分配的角度予以阐释。1984年，他在会见前来参加第二次中日民间人士会议的日本委员会代表时指出，到20世纪末，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可以达到一万亿美元。如果按资本主义的分配方法，绝大多数人还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状态，按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就可以使全国人民普遍过上小康生活”。邓小平在这里着重强调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对于实现小康社会的重要性。“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分配制度不同于原有的“大锅饭”，而是充分考虑“效率”和“公平”二者之间的协调。正如习近平所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既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效率，又要更有效地维护社会公平，更好实现效率与公平相兼顾、相促进、相统一。”可见，无论是邓小平提出的“中国式的现代化”还是新时代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都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在分配方式上兼顾效率与公平，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其次是历史教训。近代中国对于国家出路的多次探索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中国之所以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没有找到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一方面，“建国以后，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另一方面，只有社会主义道路才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邓小平对此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他以中国历史上的道路探索为实例，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行，必须搞社会主义”，否则“中国的混乱状态就不能结束，贫困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变”。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邓小平认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二）坚持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总体思路

“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总体建设思路，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内容。具体来说，就是对内改革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对外积极吸引外资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此过程中，必须认识和处理好主要依靠力量的问题，究竟是国内还是国外？为此，邓小平首先承认改革开放必须开门搞建设。他多次在对外讲话、会谈中强调利用外资、借鉴别国成功经验的重要性：“中国自己关起门来建设也不行，必须充分吸收外国的先进经验，充分利用外国的资金、外国的技术，来加速我们的发展”，“不利用和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和经验，四个现代化是搞不好的”，“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与此同时，邓小平非常强调独立自主、依靠自身力量的重要性。他强调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立足于国内，立足于自力更生这个基本原则”，不能完全依靠外国资金，“实现四个现代化主要是靠自己，任何国家发展经济都要靠自己”。

对外开放、对内改革始终是邓小平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总体思路，即便出现不同声音，他仍然毫不动摇地坚持。1987年，针对国内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邓小平始终强调“两个开放的政策”，即“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明确指出“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没有这两个开放不行”。如何处理好“内”与“外”的关系，成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始终需要面对的重大课题。为此，邓小平给出了明确的答案。这也给新时代如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带来了启发。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处理好“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的关系”，既“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把我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又“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