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仅决定于这些，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性。纵观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非常重视发挥干部的自觉能动性，充分焕发他们的革命热情，从而带领全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变旧中国为新中国”。

知人善任，用干部所长

毛泽东历来强调要用人所长、舍弃其短，他非常善于抓住干部的品质、个性和能力特点，有针对性地安排工作，力求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使党内涌现出一大批文才武将。

刘伯承和邓小平是党内军内好搭档的典范，他俩虽同是四川人，但性格爱好、领导风格完全不同，刘伯承是“举轻若重”，邓小平是“举重若轻”。刘伯承的“举轻若重”体现在军事指挥上，就是既要胆略过人，又要慎行细致，确保万无一失。邓小平的“举重若轻”，则体现了大刀阔斧、气魄雄伟、敢于冒险的精神。毛泽东知人善用、用人所长，将两位不同类型的领导人安排在一起，取长补短、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最大程度激发了他们的才能。刘伯承和邓小平并肩指挥部队达十三年之久，工作默契，感情融洽，这使得“刘邓大军”闻名天下。在“刘邓”指挥下，部队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在人民军队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毛泽东的用干部所长在叶剑英身上体现得最为充分。素有“儒将”之称的叶剑英，能在历史的大关节处明断是非、果敢抉择，且谋虑缜密。毛泽东曾送给叶剑英同志两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这两句话，是明代思想家李贽的自题联语，意在借诸葛亮和吕端的为人行事之风以自勉。毛泽东借此评价叶剑英，主要是指他能够在关键时刻看清要害，做事情从大局出发，发挥重要作用。1935年长征途中，张国焘企图危害党中央，紧要关头叶剑英毫不犹豫地站在毛泽东一边，为挽救红军、保卫党中央立下了汗马功劳。1943年国民党发起第三次反共高潮，调动五十万大军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面对敌强我弱形势，叶剑英建议利用我方掌握的情报，通电全国，公开揭露国民党顽固派调动兵力、破坏抗战、制造内战的阴谋。这被毛泽东、朱德完全采纳。蒋介石迫于国际国内压力，只好解释说是一场误会，下令收兵。1971年林彪事件后，毛泽东让叶剑英主持新成立的军委办公会议。叶剑英不负重托，同周恩来等妥善处理了军队中的林彪遗毒问题，并在邓小平的工作安排上屡屡建言，得到毛泽东多次赞赏。正是毛泽东的识才用才与充分信任，使得叶剑英在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抢班夺权的关键时刻，和华国锋等及时出手，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文革”，再次挽救了党。

发扬民主，激发干部创造性

作为伟大的战略家，毛泽东在军事斗争中充分发扬民主，遇重大决策征求并尊重下级意见，适时给以指示，使他们在党的政治路线下既能放手干，又敢于负责任，从而激发了干部的创造性与主观能动性。

1947年下半年，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后，把战线从黄河推到了长江。但是，敌我双方相持不下，“你打不过来，我也打不过去”。为打破僵局，毛泽东提出了分兵渡江计划，拟让粟裕率三个纵队打过长江去，把战争进一步引向敌人的深远后方，并吸引中原敌军二十至三十个旅回防江南，迫使敌人改变战略部署，从而改变中原战局。粟裕经过反复思考，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他分析了中原地区国民党四个主力军的具体情况，认为我军渡江南下，不一定能达到吸引敌主力回防江南、减轻中原我军压力的目的。相反，如我近十万大军过江，更减少了我军力量。粟裕认为中原有更好的歼敌条件和形势，建议中央军委：华中我主力部队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几个大仗，歼灭敌军，从而改变战局。中央曾两次否决粟裕的建议，粟裕斗胆直陈，分析利弊，坚持不放弃。毛泽东对粟裕这一涉及改变战略部署的意见极为重视，令其北上城南庄，并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四位书记开会，当面听取粟裕的汇报。五大书记集体研究后，采纳了粟裕的建议，后来战局发展证明粟裕的建议是正确的。其后，粟裕又提出淮海战役等战略构想，也获得了巨大成功。

抗战时期，毛泽东坐镇延安指挥各战略区，由于前方指挥员最熟悉前方情况，所以他致电前线将领：“军委指导只提出大的方针，由朱、彭根据此方针及当前情况作具体部署。军委有时提出具体作战意见，但是建议性质，是否切合情况，须由朱、彭按当前敌情情形加以确定，军委不加干涉。”在山西前线的八路军总部，根据毛泽东的原则性指示，直接组织部署了115师平型关、120师雁门关、129师阳明堡战斗，全都取得了胜利。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同样如此。孟良崮战役时，毛泽东除了反复强调华东野战军“不要急”“莫分兵”外，在战术问题上，总是让陈毅粟裕根据实际情况自己行事，给华东野战军的电报中总能发现“一切由你们自己决定”“一切望按情况决定”“我们不遥制”的字眼。这样，陈粟可以放开指挥，及时根据情况变化调整作战计划，保证了最后胜利的取得。粟裕回忆说：“这些指示，充分体现了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对前线指挥员的信任。”他还说：“党中央领导同志这种处处从实际情况出发，十分重视前线指挥员意见的领导作风，使我深受教育和感动。”

帮助改正错误，重振干事创业信心

毛泽东一向对干部要求严格，在贯彻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上绝不允许打半点折扣。同时，他又能接受干部犯错误、有瑕疵。他指出，“人大概是没有不犯错误的，多多少少要犯错误”。对犯错误的干部，采取思想要求上从严、组织处理上从宽的原则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重在指出错误，帮其纠正错误、克服缺点，实际上就是帮助犯错误的干部总结经验教训，提高思想认识，放下包袱、轻装上阵，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

秦邦宪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后期犯了严重的教条主义错误，给党和红军造成了巨大损失。面对长征初期的惨重损失，秦邦宪一度想要自杀，被聂荣臻劝阻了。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并没有冷落秦邦宪，而是提议他担任中华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极大鼓舞了秦邦宪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他放下思想包袱，认真解剖自己，兢兢业业工作，以弥补自己的错误给党造成的损失。后来创办并负责《解放日报》，还兼任新华社社长，建立起了党在全国的新闻系统，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1937年6月，担任红西路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历经千难万险回到延安。当时，由于西路军的失败，徐向前受到了许多人质疑，而毛泽东没有因此改变对徐向前的看法，他深知西路军的失败是由多种因素和复杂情况造成的，不能将责任归到徐向前头上。他惜才爱才，对徐向前说：“不要难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这句寓意深刻的话，使徐向前很受感动，一下子卸掉了思想包袱，全身心投入抗日战争的战场上。在解放战争中，他更是展现出杰出的指挥才能。正是毛泽东的慧眼与大度，使得徐向前不为历史问题所困扰，积极干事创业，最终成为开国元帅。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学习毛泽东培养使用干部的做法，对于今日发挥干部自觉能动性和创造性开展工作、打开事业新天地仍然很有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