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支头戴红五星、脚穿草鞋的队伍在世界的东方徒步长驱二万五千里，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征服险恶的自然条件，成功实现战略转移，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让全世界叹为观止。这便是伟大的红军长征。

1936年6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进入陕甘宁边区采访四个多月，搜集了关于红军长征的第一手资料，撰写了震撼世界的经典之作《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名《西行漫记》）。在采访、观察和写作过程中，他向自己也向读者提出了关于红色政权、红军将士的革命信仰和精神以及红色中国的前途命运等问题，在不断地追问和思考中“探寻红色中国的钥匙”。由此，他对苏区产生了真挚热烈的感情，红色的思想基调和事实的客观公正贯穿了整个作品。再读《西行漫记》，回望那段峥嵘岁月，能够感受到那段历史中蕴含的磅礴力量。

十九世纪的英国社会改革家塞缪尔·斯迈尔斯在《信仰的力量》中写道：“信仰象征着人类的理想，代表着人类不断探索追求的渴望。”信仰是共产党人的灵魂和命脉，坚守信仰是共产党员的崇高品质。长征路上，红军将士坚信自己是一项伟大事业的奋斗者。他们激情万丈、前赴后继、视死如归，决心为共同的革命理想而奋斗。正是这坚如磐石的信仰力量，回答了斯诺的疑问：“这些战士战斗得那么长久，那么顽强，那么勇敢……是什么样的希望，什么样的目标，什么样的理想，使他们成为顽强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战士呢？”

虔诚的信仰能够激发灵魂的伟大。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的光辉历史证明，在最危险的情形下，支撑我们的是虔诚的信仰；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帮助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也是虔诚的信仰。“红小鬼”们有着与年龄极不相符的成熟与坚强，充满为国家而战的革命信仰。斯诺“在这些脸颊红彤彤的‘红小鬼’——情绪愉快、精神饱满，而且忠心耿耿——的身上发现一种令人惊异的青年运动所表现的生气勃勃的精神”。李克农告诉斯诺：“你可以叫他‘小鬼’，或者可以叫他‘同志’，可是你不能叫他‘喂’……他们是革命者，所以自愿到这里来帮忙。他们不是佣仆，他们是未来的红军战士。”

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可以使我们创造超越生命的奇迹，使我们激发藐视一切艰难困苦的勇气，使我们奉献包括生命的所有。信仰的力量是看得见的，是大渡河红军将士冒着敌人扫射，在奔腾急流的河水之上，紧抓铁索匍匐前进的大无畏精神；是“红小鬼”们跟随红军大部队爬雪山过草地、在枪林弹雨中前行时所展现出的执着和坚定；是红军剧社演员在艰苦的战争和自然环境下，仍开展宣传活动、演出群众喜爱节目的热爱和奉献……

毛泽东同志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斯诺也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这次大规模的转移是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红军经过的省份有2亿多人民。在战斗间隙，他们到一个城镇就召开群众大会，宣传“自由、平等、民主”。他们始终团结群众、依靠群众，以自己的模范行动赢得人民的真心支持。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苏区，红军采取了一系列爱民惠民利民措施，重新分配土地、取消高利贷、取消苛捐杂税、消灭特权阶级等，使得农民拥有了土地。在苏区政府管辖的地方，农民可以参政议政，在文化上有了受教育权。人民群众深刻认识到，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党，红军是人民的军队。

在斯诺的记载中，群众多次为红军提供线索，并将自己仅有的粮食拿给红军果腹，却不让白军得到一粒粮食。“红军到，千人笑。”贫苦百姓认定红军是天底下最好的队伍，为之碾米制衣，抑或穿上戎装并肩战斗。亿万人民是红军最坚强的后盾、是长征胜利的力量源泉。

《西行漫记》中有很多对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传神刻画，其人物形象鲜活、故事真实，中国共产党人蕴含的精神品质跃然纸上，读来让人肃然起敬。

让斯诺尤为感到印象深刻的是，红军将士不屈不挠，在困苦环境中依然乐观向上的精神状态；清贫节俭、艰苦奋斗的优良品质；在讲述党内或国家事情时，习惯于说“我们”或“我们的”，而极少用“我”和“我的”之类等字眼……斯诺还看到毛泽东同志住着简陋窑洞，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周恩来同志睡着土炕；彭德怀同志穿着用缴获的降落伞做的背心；林伯渠同志戴着用线绳代替镜腿的眼镜……看到这些场景，斯诺不禁感慨道：“这里完全是另一个世界，另一个中国，另一重天地。”这种生活作风会产生一种无往而不胜的伟大力量，是难能可贵的“东方魔力”，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斯诺用毋庸置疑的事实向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犹如一颗闪亮的红星，不仅照耀着中国的西北，而且必将照耀全中国，甚至照耀世界。

红星照耀中国，靠的是信仰的力量、人民的力量、作风的力量。这种力量，也是精神的力量、团结的力量、奋斗的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制胜法宝。这种力量，将激励着我们踔厉奋发，勇毅前行，走好新的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