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完成党的任务的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纵观党的全部历史，用铁的纪律教育、规范、约束党员干部，是贯穿党的建设发展的一条红线。

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初就把纪律建设放在重要位置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筹备建党时便开始了关于纪律建设的探索。1920年，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党员“须守党的‘铁的纪律’”。毛泽东的回信态度明确：“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中共一大召开时，陈独秀虽未参会，但他向大会提出关于组织与政策的四点书面意见，其中一点便是要注重纪律。从中共一大到中共六大，会议通过的纲领或章程，或有多个条文涉及党的纪律，或有关于“纪律”的专章，纪律建设始终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

1927年召开的中共五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明确提出“严格党的纪律是全体党员及全体党部最初的最重要的义务”，首次将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提到全党义务的高度。指出“党内纪律非常重要，但宜重视政治纪律”，首次提出了“政治纪律”概念，并将其放在党纪的突出位置。中共五大上还选举产生了首届中央检查委员会，党从此有了正式的中央执纪监督机构。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奠定了我党我军纪律体系的基石

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收拢残部在向井冈山进发时规定了三项纪律，1928年1月，部队进驻遂川县城后又宣布了“六项注意”，此后逐渐形成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毛泽东从纪律层面锻造新型人民军队的历史创造，强调的是纪律，区别的却是新旧军队的性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把一支濒临绝境的队伍拉了回来并且不断壮大，最终推翻“三座大山”，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字数不多，但内涵丰富，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从形式上看，它简单明了，通俗易懂，被谱写为歌曲后，不仅让纪律更加深入人心，在党和军队中被广泛宣传和严格执行，也有力塑造了红军纪律严明的良好形象。从内容上看，基本涵盖了党的六大纪律和军队纪律条令规定的主体内容，是一个较为完整的纪律体系，为党和军队纪律体系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1948年党的纪律建设对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发挥了关键作用

1948年，解放战争形势向着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方向迅猛发展。为迎接中国革命全面胜利的到来，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做到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高度一致，毛泽东明确提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作出加强纪律性是党目前工作的中心一环的战略部署。因为是“中心一环”的缘故，这个口号在当时又被简称为“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1948年，中共中央连续发出指示，要求在全党各级组织中建立请示报告制度。为让报告制度在党内扎根，毛泽东对当时我党面积最大、实力最强、各方面工作都走在全国前列的东北解放区未按要求作综合报告提出严厉批评。指出，“三月，五月，七月三次报告均未做亦未声明理由”，“主要理由并不是你们所说的一切，而是在这件事上，在你们心中存在着一种无纪律思想”。对东北局的严厉批评在党内引起很大震动，有力推动了全党纪律落实再进一步。

1948年9月，毛泽东在西柏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也称“九月会议”），着重强调了全党加强纪律性和统一集中问题。会议基本决议明确指出：目前工作的中心一环是加强党的纪律性，克服党内某些严重存在着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1949年6月，时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回顾说：“自中央提出关于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的状态一年多来，党的集中、统一、组织性和纪律性是大大地加强了，没有这，党在军事上就不可能取得这样大的胜利，党的各种政策特别是城市政策就不可能贯彻，各种工作，就不可能像现在这样的走上正轨，这是一个最伟大和最根本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纪律检查工作为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

解放战争结束时，随着党员数量的增加，一些政治上、思想上不纯的人混入了党内，违背党规党章，扰乱党纪党纲；还有些老党员、老革命在革命胜利后，以功臣自居，滋长出官僚主义作风，破坏了党的声誉和形象。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首先把加强纪律检查工作，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保持党的先进性、战斗性的重要措施来抓。

1949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作出《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并成立由朱德担任书记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一年内，各地区省市以上、军队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相继成立。各级纪检机关在开展党员共产主义与共产党教育、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发展新党员、依法惩处蜕化变质分子，以及后来的“三反”“五反”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开国功臣、后来腐化变质的刘青山、张子善予以处决，对犯有严重官僚主义错误的武汉市委进行改组，在全国引起极大震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有力保障了建国之初社会矛盾错综复杂、阶级斗争十分激烈条件下各项事业的迅速恢复与发展。

改革开放后党的纪律建设成为确保全党团结统一、坚强有力的锐利武器

“文革”结束后，部分党员和党组织的组织观念淡薄、纪律松弛。同时，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进，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对党的影响和侵蚀有所增加，一些党员干部宣扬、鼓吹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民主，甚至演化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强调，所有共产党员都要增强党性，遵守党的章程和纪律，并强调处理好纪律与自由和民主的关系，明确发展党内民主与维护党的纪律是辩证统一的；强调处理好党纪与国法的关系，将纪律建设的范围限定在党内，提升纪律建设的科学性；提出要以说服教育的方式增强全党的纪律性；尤为强调通过制度规范权力运行，增强纪律权威；领导恢复党的纪律检查机构，从快从严惩治腐败现象，提升了纪律的执行力。在邓小平的推动下，党员纪律意识进一步增强，纪律制度体系进一步完善，党的纪律建设全面开展。这为增强党中央权威，保证改革开放政策的有效贯彻执行，实现党的改革开放事业顺利推进提供了坚强的纪律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在继承历史传统的基础上实现了突破性进展，无论在思想认识还是实践举措上都取得了标志性成果。党的二十大对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作出战略部署，党中央着眼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对《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进行修订，并在全党开展党纪学习教育，必将有力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党的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完成党的任务的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纵观党的全部历史，用铁的纪律教育、规范、约束党员干部，是贯穿党的建设发展的一条红线。

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初就把纪律建设放在重要位置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筹备建党时便开始了关于纪律建设的探索。1920年，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党员“须守党的‘铁的纪律’”。毛泽东的回信态度明确：“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中共一大召开时，陈独秀虽未参会，但他向大会提出关于组织与政策的四点书面意见，其中一点便是要注重纪律。从中共一大到中共六大，会议通过的纲领或章程，或有多个条文涉及党的纪律，或有关于“纪律”的专章，纪律建设始终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

1927年召开的中共五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明确提出“严格党的纪律是全体党员及全体党部最初的最重要的义务”，首次将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提到全党义务的高度。指出“党内纪律非常重要，但宜重视政治纪律”，首次提出了“政治纪律”概念，并将其放在党纪的突出位置。中共五大上还选举产生了首届中央检查委员会，党从此有了正式的中央执纪监督机构。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奠定了我党我军纪律体系的基石

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收拢残部在向井冈山进发时规定了三项纪律，1928年1月，部队进驻遂川县城后又宣布了“六项注意”，此后逐渐形成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毛泽东从纪律层面锻造新型人民军队的历史创造，强调的是纪律，区别的却是新旧军队的性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把一支濒临绝境的队伍拉了回来并且不断壮大，最终推翻“三座大山”，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字数不多，但内涵丰富，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从形式上看，它简单明了，通俗易懂，被谱写为歌曲后，不仅让纪律更加深入人心，在党和军队中被广泛宣传和严格执行，也有力塑造了红军纪律严明的良好形象。从内容上看，基本涵盖了党的六大纪律和军队纪律条令规定的主体内容，是一个较为完整的纪律体系，为党和军队纪律体系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1948年党的纪律建设对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发挥了关键作用

1948年，解放战争形势向着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方向迅猛发展。为迎接中国革命全面胜利的到来，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做到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高度一致，毛泽东明确提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作出加强纪律性是党目前工作的中心一环的战略部署。因为是“中心一环”的缘故，这个口号在当时又被简称为“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1948年，中共中央连续发出指示，要求在全党各级组织中建立请示报告制度。为让报告制度在党内扎根，毛泽东对当时我党面积最大、实力最强、各方面工作都走在全国前列的东北解放区未按要求作综合报告提出严厉批评。指出，“三月，五月，七月三次报告均未做亦未声明理由”，“主要理由并不是你们所说的一切，而是在这件事上，在你们心中存在着一种无纪律思想”。对东北局的严厉批评在党内引起很大震动，有力推动了全党纪律落实再进一步。

1948年9月，毛泽东在西柏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也称“九月会议”），着重强调了全党加强纪律性和统一集中问题。会议基本决议明确指出：目前工作的中心一环是加强党的纪律性，克服党内某些严重存在着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1949年6月，时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回顾说：“自中央提出关于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的状态一年多来，党的集中、统一、组织性和纪律性是大大地加强了，没有这，党在军事上就不可能取得这样大的胜利，党的各种政策特别是城市政策就不可能贯彻，各种工作，就不可能像现在这样的走上正轨，这是一个最伟大和最根本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纪律检查工作为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

解放战争结束时，随着党员数量的增加，一些政治上、思想上不纯的人混入了党内，违背党规党章，扰乱党纪党纲；还有些老党员、老革命在革命胜利后，以功臣自居，滋长出官僚主义作风，破坏了党的声誉和形象。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首先把加强纪律检查工作，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保持党的先进性、战斗性的重要措施来抓。

1949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作出《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并成立由朱德担任书记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一年内，各地区省市以上、军队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相继成立。各级纪检机关在开展党员共产主义与共产党教育、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发展新党员、依法惩处蜕化变质分子，以及后来的“三反”“五反”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开国功臣、后来腐化变质的刘青山、张子善予以处决，对犯有严重官僚主义错误的武汉市委进行改组，在全国引起极大震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有力保障了建国之初社会矛盾错综复杂、阶级斗争十分激烈条件下各项事业的迅速恢复与发展。

改革开放后党的纪律建设成为确保全党团结统一、坚强有力的锐利武器

“文革”结束后，部分党员和党组织的组织观念淡薄、纪律松弛。同时，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进，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对党的影响和侵蚀有所增加，一些党员干部宣扬、鼓吹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民主，甚至演化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强调，所有共产党员都要增强党性，遵守党的章程和纪律，并强调处理好纪律与自由和民主的关系，明确发展党内民主与维护党的纪律是辩证统一的；强调处理好党纪与国法的关系，将纪律建设的范围限定在党内，提升纪律建设的科学性；提出要以说服教育的方式增强全党的纪律性；尤为强调通过制度规范权力运行，增强纪律权威；领导恢复党的纪律检查机构，从快从严惩治腐败现象，提升了纪律的执行力。在邓小平的推动下，党员纪律意识进一步增强，纪律制度体系进一步完善，党的纪律建设全面开展。这为增强党中央权威，保证改革开放政策的有效贯彻执行，实现党的改革开放事业顺利推进提供了坚强的纪律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在继承历史传统的基础上实现了突破性进展，无论在思想认识还是实践举措上都取得了标志性成果。党的二十大对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作出战略部署，党中央着眼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对《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进行修订，并在全党开展党纪学习教育，必将有力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