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3月，毛泽东同志提出，陕甘宁边区的方向就是全国新民主主义的方向。作为“新中国的雏形”，陕甘宁边区在各项制度的探索和实践中，孕育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根脉和基本要素。其理论依据源于马克思的现代社会发展理论以及列宁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从陕甘宁边区以及中国革命的现实出发，军民合作，努力推进经济和民生建设，使党和人民对现代化的认识在实践中逐步发展完善。

首先，中国的现代化在方向上是实现社会主义。毛泽东同志强调，“我们斗争的目的是要从民权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但就现代化的一般过程而言，需要实现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因此，党的七大明确提出把“工作重心从乡村转向城市”，要去“掌握大的铁路、工厂、银行”。其次，中国的现代化又具有区别于欧美资本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独特性质。党在重塑陕甘宁边区经济的过程中，逐步确立了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私有经济作为补充的经济体制，尤其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给予了积极肯定。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的现代化探索立足民族文化根基，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在对党的政治领导、社会管理和经济动员机制进行分析时，可以看到，党的战略决策的出发点都以顺应百姓生产习惯、文化传统为旨归，故总能收到显著效果。

延安时期探索了以发展工业为中心的现代化。工业化是整个近代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体系建立后，所有后发展国家现代化面临的共同问题，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和总体趋势。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样对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下的“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世界市场引起了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工具的大规模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转过来促进了工业范围的扩大”，“资产阶级争得自己的阶级统治地位还不到一百年，它所造成的生产力却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与此同时，鸦片战争后被迫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愈发体会到中西方发展差距之大，而这种差距又取决于工业化的发达程度。

在此背景下，延安时期党充分认识到工业化之于人民福祉及民族解放的重要意义，指出工业“是决定军事、政治、文化、思想、道德、宗教这一切东西的，是决定社会变化的”，是中国从弱国向强国转变的关键。在具体实践中，鉴于当时边区薄弱的工业基础，中国共产党人积极汲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的结果”，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实现了党领导下对工厂的一元化管理，着力推动科技创新、技能共享和职工政治觉悟培养。到1944年，陕甘宁边区就从“一个毫无工业基础、经济上完全仰赖外面的落后地区变成了一个有许多手工工厂——有公营工厂、私营工厂、生产合作社、家庭手工业和小型手工作坊的、工业上半自给的地区”。

延安时期的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延安时期，在“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一政治路线的基础上，党围绕群众需求开展了一系列工业化实践活动，不仅自觉遵循了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的本质属性，也奠定了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

1939年起，由于侵华日军在敌后战场的持续“扫荡”以及国民党的军事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面临严重困难，边区人民甚至陷入“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的艰难境地。为此，党领导群众积极开展生产自救，在优先保障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协调推进工商业，创建了一大批诸如纺织厂、服装厂、造纸厂、冶炼厂等民生工厂，在几年时间内就实现了全部或部分自给，不仅粉碎了敌人的封锁，而且针对性地解决了群众的急难问题。

在此基础上，延安时期党还深刻意识到土地改革之于生产力发展及国家工业化的重要意义。毛泽东同志认为：“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那么，在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如何同时推进农业基础向工业基础的转变，并最终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毛泽东同志就此指出，“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从侵略者、地主、买办手下解放农民，建立近代工业社会”，因为“农民——这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这一科学论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明确指出了未来中国的现代化目标，强调并凸显了人民在这一工业化建立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可以看到，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现代化道路的理论探索和初步实践，不仅奠定了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基石，也生动诠释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如何观照并服务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为从“两个结合”的理论高度深刻理解并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历史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