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国是中央苏区的模范县，曾经是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毛泽东一生曾七次到兴国（其实，第三次反“围剿”期间，他多次进出兴国，相关资料将之合并统计为来兴国一次），调查研究是他在兴国活动时的主要工作，包括在新余县罗坊找兴国八个农民开了一个星期的调查会。目前保留下文本的调查报告有《兴国调查》和《长冈乡调查》，是毛泽东《寻乌调查》之外篇幅最长的两个调查报告，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构成毛泽东“三位一体”的红色割据理论，而政权建设是根据地建设的核心内容。这里主要谈谈毛泽东在兴国运用调查研究、推动工农民主专政的基础政权建设的问题。

毛泽东第一次在兴国调查研究基层政权建设问题是1929年4月中旬率红四军第三纵队首次到兴国。大家熟知的毛泽东在兴国的调查研究，制定《兴国县土地法》，把《井冈山土地法》中“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后来，在延安回忆这件事情时，毛泽东说道：“这是一个原则的改正……以见我们对于土地斗争认识之发展。”不大为研究者注意的是，毛泽东还审核修改了《兴国县革命委员会十大政纲》。他觉得，原稿条文内容较多，不便于传播记忆，便动手对其作了修订，将十大政纲简化为五条：推翻国民党统治，成立区乡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山林，并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烧毁田契地约；取消国民党政府一切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建立地方武装——赤卫队和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打倒贪官污吏，肃清封建势力，保卫县、区、乡的革命政权。

经毛泽东修改的《兴国县革命委员会政纲》继承了茶陵工农兵政府的实质，重申了《遂川工农县政府临时政纲》的规范性表述，同时用简洁通俗的语言将“三位一体”的红色割据理论浓缩在五条政纲之中，从具体操作的角度将三者融为一体，突出其实践性。

毛泽东第二次对兴国的调查研究基层政权建设问题，是在1930年10月所作的《兴国调查》。一方面，毛泽东欣喜地指出，实行土地革命后，兴国农村发生根本的变化，即最大的好处就在于农民阶级地位的整体提升，农村的人际关系发生了断裂，乡村中原来的“金字塔”权力结构出现了颠倒，昔日农村中最穷最没有地位的农民处在苏维埃权力架构的最上层，众多的贫雇农在政治上完全翻了身，俨然成为“农村政权的主干”，就是中农的政治地位也一样有所提升，他们与贫雇农一道在苏维埃政府体系中拥有了“话事权”；另一方面，毛泽东总结概括了兴国第十区——永丰区，区、乡、村三级苏维埃政府存在的四项弊病：官僚主义，摆架子，不喜接近群众；没收了反动派的东西，不发与贫民，拿了卖钱；调用女干部工作中的不当行为；政府委员由少数人定了就是，代表大会选举只是形式。

《兴国调查》中所列举的问题已不再是井冈山时期那些如何建立政权的问题，而是基层政权在运行中出现的新问题，主要是官僚主义和侵犯群众权益的问题，毛泽东称之为“最大的弊病”。这反映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和毛泽东关于政权建设调查研究的深入。

毛泽东第三次对兴国的调查研究基层政权建设问题，是1933年11月的长冈乡调查。毛泽东认为，我们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我们又是群众生活的领导者、组织者。“组织革命战争，改良群众生活，这是我们的两大任务。”为此，1933年11月中旬和下旬，毛泽东率临时中央政府检查团，到江西兴国长冈乡和福建上杭才溪乡进行调查，分别撰写了《乡苏工作的模范（一）——长冈乡》和《乡苏工作的模范（二）——才溪乡》。长冈乡、才溪乡在战争动员上的伟大成绩，使毛泽东找到化解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与以革命战争为中心矛盾的出路，即：如果不从经济上、生产上去彻底解决问题，切切实实地改善群众的生活，取得群众对苏维埃的信仰，这样大数量的扩大红军是决然办不到的。

对于如何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和进一步发挥其基础性作用，毛泽东认为，与人民群众关系的优劣和融洽与否，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毛泽东还用在长冈乡调查获得的经验，进一步阐发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关于“调查就是解决问题”的论断，提出“问题的解决，不是脑子里头想得出来的，这依靠于从动员群众执行各种任务的过程中去收集各种新鲜的具体的经验，去发扬这些经验，去扩大我们动员群众的领域，使之适合于更高的任务与计划”。

毛泽东运用调查研究的武器，坚信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深入了解和剖析“苏维埃工作的模范”长冈乡和才溪乡的经验，即“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并将其推广到整个中央苏区，从而实现了以革命战争为中心和发展经济改善群众生活的有机统一，为我们树立了调查研究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