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历史的镜头，聚焦于我党第一支航空队。从人民空军党缔造的大背景上，从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国防建设的大舞台上，把这支航空队一个又一个传奇而又真实的片段，一幕又一幕威武而又悲壮的活剧，摄取影像，再现眼前。从而让我们通过这支航空队可歌可泣、震撼人心的征程画面，进一步地领略党中央、毛主席高瞻远瞩，在抗战初期利用新疆统一战线“借巢育鹰”，培训“红色空军种子”的英明决策；进一步地仰视老红军听党指挥的军魂意识，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浴血战场的勇敢精神，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百折不挠的顽强斗志。下面，对这支航空队的显著特点，作一概略的论述。

一、坚决听党指挥，坚持理想信念

我党第一支航空队，是由党中央批准，毛主席亲自部署，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直接负责，精心挑选红军干部组织起来的。航空队在人员调配、组织生活、思想教育、经费筹措，生活补贴等诸多方面，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关心和驻新疆代表的直接领导，已有大量史料文献阐述。本文仅选录几份鲜为人知的电文，以作补充说明。

1938年1月17日，《毛泽东、张闻天关于来迪化学习人员已动身去兰州致邓发电》说：

“邓：一、来迪学飞之十九人，已于十六日动身去兰。二、去兰后还需密与兰州办事处发生关系，以便料理一切。三、十九人从兰动身由严振纲带队。四、已要他们找张耀东副官同来。毛、洛”

从以上电文可以看到，由延安出发的19名红军干部，其行程细节，也受到毛主席、党中央的密切关注。毛主席为他们作出了具体的安排。

此后几年间，党中央与驻新疆代表之间的许多份电文，均提到如何加强对航空队领导的问题。如1938年2月1日《邓发关于新兵营学习情况等给张闻天转中央的报告》；1940年1月18日《新疆办事处关于新兵营回延安和航空队经费供给致邓发及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40年12月1日《陈潭秋关于航空队要求增设器材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41年3月25日《陈潭秋关于建议航空队赴苏学习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41年7月8日《陈潭秋关于中共在新疆人员学习情况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等电文，都向党中央报告了航空队的情况。1942年6月11日，《任弼时致陈潭秋电》中明确指示：“航空队及学兽医同志要说服他们安心学习。”

航空队的红军干部们，曾因航空器材缺乏和盛世才的刁难，有些焦躁情绪，要求中央设法增加器材，以便增加训练时间。如在1941年2月7日《中共留迪化人员关于皖南事变致毛泽东及中共中央电》中就写道：“我航空队同志除加紧学习、迅速掌握技术外，并恳请中央设法增加器材，改善学习条件，以便在最近结束学习使命，走上斗争的道路，以达到消灭日寇及亲日派的目的。”他们也曾要求党代表陈潭秋向中央报告，批准他们回延安上前线打日寇。当收到党中央给航空学员的回电“严守纪律，安心学习”后，学员们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克服各种困难，努力学习航空技术，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1942年7月，我党这支航空队，被投靠蒋介石的盛世才逐出新疆督署航空队，又被盛世才软禁关押，被国民党新疆当局残酷刑讯迫害，但绝大多数红军干部仍保持了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坚强的党性。他们在狱中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斗争，坚贞不屈。

1945年3月，航空队的同志们参加了第二监狱的绝食斗争。狱中党组织深深感到航空队的这批红军干部的力量很强，很担心敌人会把航空队强行调出去。为了保证航空队被调出后不至于松散，狱中党组织特别为航空队准备了一个预备支部。狱中党组织成员方志纯，把方子翼、朱火华、金生、周立范、安志敏5人叫到西排3号开会，指定方子翼任支部书记，朱火华任支部副书记，金生、周立范、安志敏任支部委员。规定一旦航空队被调出去，党支部立即履行职责，领导对敌斗争。我党人员的绝食斗争坚持了6天，取得了胜利，敌人的分化瓦解阴谋也未能得逞。

经过党中央的多方营救，包括航空队在内的131名我党人员，于1946年6月被无罪释放，有129人于7月胜利回到延安，受到党中央和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集体回到延安的31名航空队员，按照党中央的指示，组成“八路军总部航空队”，辗转奔赴被誉为“人民空军摇篮”的东北老航校后，投入了新的战斗。

这支航空队坚决听党指挥，坚持理想信念的显著特点，受到了广泛的肯定。

二、经历战火考验，选为航空骨干

这支航空队的43名成员，来自红军的各个主力部队。原红一方面军的有16人，原红二方面军的有2人，原红四方面军的有24人，原红二十五军的有1人。他们都是经过长征保留下来的革命骨干。长征结束时，共产党员从20万人减少到4万人左右，红军从30万人减至数万人。

这次选派的43名航空学员，正是这批宝贵革命骨干的一部分，正是在长征精神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党员干部。他们都经历了浴血战斗，他们都是冲锋陷阵的指战员，也是出生入死的幸存者。随意挑出一位，其征战历程都十分感人。本文就以学习机械的周立范为例。

周立范1914年1月生于江西吉水，因家贫，十三四岁时即给人家做苦工。1930年5月参加红军后，11月就参加了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反“围剿”。在听了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动员报告后，勇敢地投入了战斗。他所在红三军担负正面进攻，在龙冈歼敌1万多人，活捉敌师长张辉瓒。之后，周立范又参加第二、三、四、五次反“围剿”及多次战斗。

在1931年的第三次反“围剿”中，周立范担任副班长，冲在第一线，因打得惨烈，他所在连只剩下一个排的人。1932年，我军在南雄水口与广东军阀18个团苦战几天几夜后，周立范所在红八师因伤亡较大，在休整时撤销了编制。周立范被编入红七师，任副班长，继续参加战斗。

1933年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周立范被选派学习测绘技术，因成绩优秀，又经实战检验，完成任务出色，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他被调到军委总部第一局三科，即地图科。在中央红军长征行军途中，周立范经常参加打前站，负责调查路线，绘制行军路线和宿营图，经科长、局长审核后，交到总参谋长刘伯承那里，作为行军作战和宿营的重要依据。在抢渡大渡河前后，周立范与作战科的参谋主任黄鹄显等同志，一直跟随着刘伯承总参谋长。周立范随部队到达泸定桥时，他按要求立即对附近地形地貌绘制了一张五千分之一的略图，交给了刘总参谋长。

1935年12月，周立范被调到红军大学，担任高干队地图教员。他教军长、师长们如何认识地图上各种符号，如何运用地形图指挥部队进攻防御、行动，教者学者都很尽心。后来，他回到红军总部，任地图股股长。

1936年7月，在北进途中，周立范率领总指挥部警卫连的一个班前行侦察路线。突然发现山上有50个骑兵冲下来抢占一个小村庄，企图截断他们的退路。周立范立即指挥全班跑步，抢先占领了村庄，利用房屋进攻、防御和杀伤敌人。他们都是身经百战的红军战士，沉着应战顶住了敌人的进攻，激战40多分钟后，等来了参谋长派来的一个警卫连援兵，敌人仓皇逃跑。

后来，周立范参加河西血战，闯出风雪祁连山，杀出马家军骑兵包围圈，随西路军左支队到达星星峡，被中共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援接至迪化（今乌鲁木齐），又从红西路军总支队（“新兵营”）被选为航空学员。

在回到延安的31名航空队员中，与周立范同年(1930年)参加红军者还有6位：方华、方子翼、严振刚、丁园、吴峰、周绍光。1931年参军者有9位：杨一德、李奎、张毅、袁彬、王云清、王东汉、朱火华、陈御风、黄思深。1932年参军者5位：吕黎平，方槐、胡子昆、金生、曹麟辉。1933年参军者7位：刘忠惠、赵群、黎明、云甫、刘子立、刘子宁、陈旭。1934年参军者2位：陈熙、安志敏。1935年参军者1位：夏伯勋。

从年龄看，他们参军时，有11人超过17岁；有20人在16岁以下，其中，16岁者8人，15岁8人，14岁1人，年仅13岁者3人。

这批红军航空学员，无论来自哪支部队，身后都留下了浴血曲折的闪光足迹。因此，当党组织号召他们“要像打仗那样向文化学习进军”，和选派他们进入航空领域时，他们便再接再厉，努力攻坚克难，表现出了格外顽强坚韧的可贵精神，取得了令人惊讶的优秀成绩。

三、保持红军本色，品德倍受称赞

这43名航空队员，有三分之一的成员，曾在红军总部，总指挥部、军团、军机关任职，从事作战、译电、地图、保卫、组织、青年、文印等工作；还有的在作战部队任职。43人中多为营团干部。如吕黎平、方子翼、方槐、陈熙、王云清、朱火华、金生、周立范等，曾任科长，严振刚曾任团政委，方华曾是师职干部。但队员们为了党的航空事业，始终淡泊名利，不计较个人得失待遇，甘愿在航空队严格要求自己，过着普通学员和战士的艰苦生活。

这批学员于1938年初进新疆督署航空队，学习四年多，被软禁关押四年，1946年7月回到延安，1947年2月到达东北老航校。此时的职务，普遍比学习航空前低。现以方华为例，看看他的职务变动情况。

方华，1929年12岁时就在河南商城参加了游击队，1930年初编入红军。他当过宣传员、侦察兵、排长、交通队（短枪队）队长兼指导员，参加了鄂豫皖苏区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斗争。1932年第四次反“围剿”失利后，红四方面军被迫转移，经陕南到达川北。1933年7月方面军整编，方华担任了三十军九十师的政治部主任，成为副师级干部，时年16岁。方华作战勇敢，先后3次负伤，他是作为“经过战火考验的优秀青年”被提拔任用的。徐向前元帅曾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谈到：“他们虽然年纪不大，但来自工农、来自基层、来自枪林弹雨之中，不仅富有为工农阶级的解放而战的牺牲精神，而且具备比较丰富的实战、训练、带兵经验。四方面军英勇善战、勇往直前、生龙活虎、不畏艰险是同放手提拔和任用大批经过战火考验的优秀青年分不开的。”由此可见，16岁的方华被任为师职干部绝非偶然。

1935年6月，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中央提出两个方面军交流干部。方华被分到红一军（由红一军团改称，林彪任军长，聂荣臻任政委）任组织部副部长，1936年回到红四方面军任三十军保卫局长。方华随西路军进入河西走廊后，部队打了许多硬仗、恶仗。1937年3月，突围转向梨园口时，因伤亡惨重，红三十军把剩余部队整编，方华受命到二六七团当政委。当时这个团是战斗力最强的一个团，任务是掩护全军撤退。他们遭到数以万计的敌骑兵的合围，激战一天。到达石窝一带后，又死命与漫山遍野潮涌而来的敌骑兵拼搏一天。全团绝大多数同志牺牲。方华与几个警卫人员乘黑夜用绑腿连接起来下了山崖，突出重围，寻找部队。后来，方华找杂草野果和讨吃勉强维持生命，终于走到延安。他被朱总司令安排到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随后又被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挑选为航空学员。

当方华在新疆督署航空队学会4种飞机的驾驶作战技能，出狱回延安，又转入东北老航校时，他从1933年的师职干部，变成了1947年的副大队长。当方华听说过去的老部下陶勇、王必成已当了军长时，他乐呵呵地说：他们当他们的军长，我学会了飞行，挺好！这是一位老红军干部对待职务变动的态度；这是一位老共产党员关于待遇问题的答卷。这也是我党第一支航空队的成员们，以党的航空事业为重，不计个人得失，淡泊名利，精神崇高、品格可贵的缩影和写照。

这支航空队的30名红军干部，在到达老航校后所发挥的骨干作用和模范作用，受到了各方面的赞扬。这里仅引录老航校机械二期学员、原湖南航天局离休干部刘昶泰的回忆。他说：“航校中有一部分是从新疆盛世才牢房里出来的学习航空的老红军战士。他们是我党的宝贵财富，个个具有高尚的品德、坚定的意志和良好的工作作风。我们对他们很敬重。”这一评说，也代表了老航校众多同志的心声，真实地表达了他们对老红军干部的深挚敬意。

（作者：王有生，系原空军乌鲁木齐指挥所政治部宣传处处长，新疆日报、新疆电台、新疆电视台驻空乌指记者站站长，原兰州军区空军政治部文艺创作员，军旅作家、空军史研究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