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这支主要由闽北籍红军组成的抗日队伍,在新四军军史上被称为“老五团”。当年,五团的将士们浴血抗战,用鲜血与生命铸就了“铁军”的精神。
挥戈赴疆场
1937年10月,根据周恩来、叶剑英指示,在闽赣边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健儿在崇安县(今武夷山市)长涧源集中整训,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陆军第四军三支队第五团,黄道受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委托,宣布了改编命令及团部、各营干部名单:由饶守坤任团长,曾昭铭任副团(政治委员),杨元三任参谋长,刘文学任政治部主任;全团编3个营、1个机炮连;总人数1500人,占新四军初创时总人数10329人的七分之一。这支队伍成为当时新四军8个团中人数最多的主力团队。
1938年1月6日,在一片“母亲送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动人情景中,五团指战员告别了父老乡亲,离开了浴血奋战十年的闽北老区。
1938年3月,五团翻越金鸡岭到达安徽歙县岩寺,与先期到达的兄弟部队会师,接受叶挺、项英、陈毅等军部领导的检阅。叶挺军长动情地说:“五团基本都是闽赣边过来的老红军战士,是很强的骨干力量,要好好学习锻炼,今后发展起来都是我军的优秀干部。”自此,这支主要由闽北籍红军组成的队伍汇入抗日铁流,开始了皖南三年波澜壮阔、气吞山河的抗战岁月。
“铜繁”斩敌顽
1938年6月初,日军川月大队扫荡芜湖,当时皖南一带水网密布、河渠纵横,各村落有圩埂连接,圩埂既是坝又是路。因此,日军进攻也只能沿着圩埂走。五团便围绕着圩埂商量作战计划。在水网稻田地区作战,圩埂湿滑,往往影响部队行动。为了能在圩埂上行军作战,五团给每人打制了一双带钉子的草鞋,这样在圩埂上行军作战就更方便了。
五团在青弋江圩埂上设伏,采用分兵合击、节节抵抗的战法,把敌人死死地粘在圩埂上,使其兵力无法展开。而堤圩两侧是斜坡,敌人一跑起来就滑倒到田里去,摔得满身泥水。而五团战士却在堤圩上健步如飞、策应自如,最后日军丢下一百多具尸体仓惶而逃,五团首战告捷。
从1938年6月初至11月底,五团在湾沚、红杨树的圩埂上多次与日军激战。每次打完了仗,敌人总能见到圩埂上留下像马掌一样的铁鞋印和丢弃的破草鞋。
1938年11月至1940年1月,五团奉命扼守皖南咽喉——铜陵、繁昌阵地。由于日军要“扫荡”皖南,必先夺取繁昌。因此,敌我双方在此展开了反复的战斗,五团成功组织了五次繁昌保卫战。
五团驻扎繁昌期间,武器手榴弹多次被用来偷袭敌人,在战役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五团把部队中的投弹好手组织起来,组成投弹队,深入铜陵、南陵、繁昌敌后以攻击对方。
繁昌横山桥据点是战略要地荻港的桥头堡,驻扎着30多个日军,据点之外是3道铁丝网、3道工事,防范极为严密。1939年1月的一个深夜,只见据点的大门敞开着,十几个日本兵围着烤火,投弹队员潜伏到门前时,敌人还没有发觉。五团投弹队用尽全力一连投了几十枚手榴弹进去,20多个日本兵当即倒下。等剩余的敌人缓过神来,投弹队员们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翌日深夜,投弹队员们再次摸到敌人碉堡附近,然而,这回敌人似乎变得“聪明”起来,不仅关上了碉堡大门,岗哨也收到了里面。投弹队员们又将几十枚手榴弹从枪眼中投了进去。顿时火光冲天,碉堡在烈焰中崩塌,据点被五团拔除,横山桥回到了我军的手中。
“繁昌大战” 历时近1年,歼敌1100多人。城池5次失陷,五团5次收复。新四军五团的战事引起舆论关注,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新四军《抗战报》发表了题为《保卫繁昌屏障皖南的伟大胜利》的社论,叶挺、项英专门致电表彰五团“苦战肉搏,不怕牺牲”的精神。
皖南三年,五团作为新四军的主力团队,先后历经韦岗伏击战、延陵战斗、中分村血战、繁昌五次保卫战、塘口坝血战,以及皖南两次反“扫荡”等重要战斗和战役。
喋血东流山
然而,这样一支在抗日战场上屡建奇功的队伍,却牺牲在同室操戈的国民党军队手中。
“皖南事变”前夕,五团只需1小时即能实现渡江北撤, 但他们奉命于1941年1月3日黄昏急驰云岭。1月5日下午,部队冒雨到达指定位置,与特务团组成右路纵队殿后,掩护军部和皖南部队北上。
6日下午,部队进入茂林地区。“皖南事变”战斗打响,7日全军后撤,五团由后卫变成前锋。叶挺军长亲自向五团下达“无论如何要在高岭坚守三天三夜,掩护军部和大部队向泾县方向突围,遇到顽军就坚决消灭”的命令。五团随后抢占高岭,与国民党79师展开激战。10日,在完成高岭阻击战后,叶挺命令五团抢占东流山主峰。国民党40师、79师两万多人每日对五团阵地发起10多次密集炮击和集团冲锋。13日,五团官兵战至弹尽粮绝后,跳出战壕与数十倍于我之敌展开肉搏,直到最后一刻。
五团突出重围的陈仁洪、马长炎、王荣森、翁国让、吴伟等30余人,辗转渡江北上,编入新四军第七师,继续活跃在华中抗日战场上……
尽管岁月流逝,序列变动,但光荣的新四军“老五团”永远留在了革命军队的荣誉簿上。历史将这份殊荣永远留给武夷山,留给这支从武夷山走出去的英雄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