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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种商品生产的新形势，我们必须提高思想认识，增强自觉性。商品生产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社会主义社会不但需要商品经济继续存在，而且还要千方百计促进它的发展，这是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决定的。我们必须尽快从“自然经济”的观念中解放出来，深刻认识和把握商品生产的规律，自觉地、主动地推动其发展。

习近平：《大力发展商品生产》（1983年11月1日），选自《知之深 爱之切》，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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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落实好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需要解决几个思想问题。

第一，解决一些同志认识上的“葫芦型”问题。不少同志反映，在解放思想、执行政策上的主要阻力，来自中间环节的负责干部。他们上不如中央和省、地解放，下不如广大群众解放，形成了一种两头放、中间卡的“葫芦型”。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程，有些同志总是被时代牵着走，被潮流赶着走。初期，一些同志对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不理解，有抵触，甚至顶着不办。党的十二大前后，有些同志跳不出所谓“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模式，对大包干生产责任制抱怀疑态度。现在，有些同志仍然看不到农村生产力飞速发展的新情况，冲不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体制的束缚，眼光只盯在所谓的“集体经济”上，对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经济以及“两户一体”经济看不惯，不支持，有的甚至设卡布障，非议刁难，成为搞活经济的阻力。从干部层次上讲，有些县直干部的思想又不如乡村干部解放。他们的立足点尚未真心实意转移到支持发展农村经济上来，在经营方针和方法上，不如农村企业经营活、劲头足，这些“官”字号企业显得生气不足、暮气沉沉，路子越走越窄。这些问题说明，我们思想解放的差距还很大，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还须做大量工作。

第二，划清三个认识上的界限问题。在搞活经济的新形势下，遇到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认识上出现一些反复或有一些模糊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允许认识上的差距长期存在，必须提高自觉性，模范地执行政策。当前，要着重划清以下三个界限：一是搞活经济与打击经济犯罪的界限。有些同志把“打犯”与“搞活”机械地对立起来，误认为“打犯”就是打“搞活”，以致有些正当的经济活动不敢开展了，有些政策允许的事情也不敢办了。应当认识到，“打犯”是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与搞活经济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打犯”是为了保证搞活经济，使之健康地发展。二是划清勤劳致富与非法致富的界限。有人认为凡是先富起来的，一定不是正道来的，特别是对“两户一体”，总觉得他们是搞歪门邪道，非“正统”百姓。鼓励勤劳致富、率先致富，是党的一项基本政策。“两户一体”经济将成为农村经济的主体成分，凡是正当的劳动致富，都是无可指责的、必须大力支持的。三是划清党员、干部带头致富和以权谋私、违法乱纪的界限。有人认为那些正大光明率先致富的党员、干部必然是整党时重点解决的对象。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党员、干部必须带头致富，这是落实党的强国富民政策的关键环节。总而言之，搞活经济是我们的基本政策。所谓搞活，就是要求把政策的灵活性发挥到最大限度，这个最大限度的边界，只能是党纪国法。理解了这一点，区分上述界限的标准就很清楚了。这个标准，就是党纪国法，不能再有什么别的标准。

第三，正确处理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统分关系问题。我县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完善的任务仍很艰巨。完善是在稳定前提下的完善，不是推倒重搞，而是为了更好的稳定；稳定也不等于停滞不前，而是通过完善提高到新水平。从目前情况看，我县完善的重点，应该放在延长土地承包年限、搞好产前产后服务和减轻农民额外负担三个方面。完善责任制的关键，是处理好统分关系。事实说明，在我县目前生产条件下，应分而统，是对生产力的束缚；该统而分，也是对生产力的阻碍。统分关系是相得益彰的关系，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统分结合这种经营方式是中国农民的杰出创造，它有广泛的适应性和强大的生命力。哪些应该统，哪些应该分，全县甚至一个村都不可能是一个模式，应该让群众去讨论、去选择，各级领导主要是做好正确引导和服务工作。

习近平：《落实农村经济政策需解决思想问题》（1984年2月8日），选自《知之深 爱之切》，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年12月版

VW001.052.19880900.001

我这里特别要强调一下商品经济建设观念，不能搞“政治、经济”两张皮。各县的五套班子都要围绕经济建设来做好本部门的工作。要搞“经济大合唱”，党中央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讲要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说了十年了，可我们许多同志一碰到具体问题便“睫在眼前犹不见”，顷刻主次颠倒。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主旋律，从来没有不朝思暮想经济建设而能搞好经济建设的。不少同志反映乡镇非经济工作牵扯了乡镇干部的大部分精力。我认为必须迅速杜绝这类状况。乡镇干部的主要精力、时间只能用在经济工作实践上。

习近平：《弱鸟如何先飞——闽东九县调查随感》（1988年9月），选自《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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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大合唱”，得有总指挥。地方的总指挥就是这个地方的党委、政府。现代社会已经进入大经济、大生产的时代。规划、科研、生产、运输、销售、服务等各个环节都要重视。哪一环脱节，都会导致经济活动的中断；哪一环薄弱，就会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影响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因此，参加“合唱团”的各部门、单位，尽管工作千头万绪，乐器各异，声部不同，“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但都要服从党委和政府的指挥。大家都要围绕着经济工作这个主旋律齐声合唱。“阳春白雪”也好，“下里巴人”也好，只要有主旋律，有节奏，就有艺术感染力了。否则，党委一个调，人大一个调，政协一个调，政府又是一个调，“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这个地方的“歌”肯定唱不好。

“经济大合唱”就是要讲协调，讲配合。光有主旋律，不讲同心协力不行，搞内耗和摩擦更不行，需要调动各个部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既然是大合唱，各个部门就要自觉配合，主动协调。这不是简单的“1+1=2”，我们要的是“1+1＞2”——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整体功能效益”。这好比一场足球赛。当今世界高水平的足球赛，仅讲个人技术水平，单靠个人的脚下功夫，恐怕已经不合潮流了。破门主要靠队员们的有机配合，配合意识已经成为绿茵场上重要的战术意识。一位著名足球评论家评论阿根廷足球队痛失第12届世界杯冠军一战时说：“马拉多纳作为一名球星，在场上只注意个人而不注意集体，阿根廷球星个人主义的踢法，终于导致他们与本届世界杯冠军绝缘。”球迷常批评某个队员“盘带过多”，就是讨厌这个队员过分卖弄自己的个人技术，而破坏了有机配合，以至失去了破门机会。一个地方的经济工作，上下左右要形成一个整体。各个部门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又都是整体中的一个部分，不能独立于整体之外，也不能和其他部门割断关系。“见骥一毛，不知其状；见画一色，不知其美。”任何部门搞“独立大队”，都是违背整体战略的。每一个干部都要有这样一种意识：大合唱中，有你的位子，就有你讲配合的职责。

可以说，经济大合唱，有很强的艺术性，既要讲合唱的规律，又要讲合唱的技巧。所以，每个部门、每个人都要有整体战略的意识，心朝一处想，劲朝一处使，声朝一处发，那就可以唱出一支悠扬、嘹亮、动听的好歌来。

习近平：《提倡“经济大合唱”》（1988年9月），选自《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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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领导，改善和强化农村经济组织，增强乡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机能。各级党委、政府都要切实重视，把这项工作摆上重要的议事日程。主要领导要亲自检查、督促，要指定一位分管领导具体负责，狠抓工作的规划和落实，并层层建立责任制，强化目标管理。

要以县为单位，制定乡村两级集体经济实力发展规划。立足自己的优势，将发展目标、对策与措施具体化，并使之积极可行。县、乡要把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尚未起步的行政村作为重点扶持对象，狠抓配套措施的落实，保证在三年内使这些行政村达到基础指标要求。同时，要注意加强产业规划、行业管理和调整产业结构，防止乱铺摊子、盲目建设和重复投资。

要理顺管理关系，强化组织机能。要加强乡村两级班子建设，集中更多时间和精力来抓好乡村经济的发展。首先要建立乡镇经济委员会，作为副乡级建制的一套经济工作班子，负责组织实施乡镇经济发展规划与管理，协调乡村企业，服务乡村两级经济。乡镇经济委员会人员的组成，可以乡镇企业站编制为基础，采取选调和招聘干部相结合的办法予以充实。其次，要加强村级班子建设，把农村中有事业心、创业心，有文化、年纪轻的党员和社会能人充实到村党支部或村民委员会任职。也可以从地、县、乡三级党政干部中选派有志气、有能力、能吃苦的青年干部到基层挂职、任职，以加强基层经济工作领导。第三，要解决好乡村干部的待遇问题。村级干部除正常津贴外，各县可根据财力，逐步实行养老金保险制度。第四，对乡镇招聘主管企业的领导，工作成绩突出的，每年要进行表彰、鼓励。以往规定的“村级经济超过基数纯收入的30％作为村级干部奖金；乡镇一级企业超基数收入部分的5%—10％作为集体福利和奖励”的政策要兑现。

习近平：《扶贫要注意增强乡村两级集体经济实力》（1990年4月），选自《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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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党在长期的斗争中形成的革命传统，是全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些革命传统作为各个时期时代精神本质的、历史的反映，其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它的核心概括地讲，就是在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正确的政治方向之下，在革命队伍中培育起来的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的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

习近平：《跨世纪领导干部的历史重任及必备素质》，选自《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1991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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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现人民群众的政治利益方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民主专政不断完善和巩固，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法制不断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社会安定、政治稳定，人民群众的政治权益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实现、维护和发展；在实现人民群众的文化利益方面，党和政府大力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努力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使人民群众的文化利益得到了较好的实现和发展。

习近平：《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选自《求是》，2001年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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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适应加快我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需要，推荐副省级党政后备干部时，应当注意推荐一些熟悉宏观经济、财政金融、意识形态、法律和现代科技管理等方面知识和工作的领导人才，进一步完善副省级党政后备干部的知识和专业结构。为此，要进一步拓宽视野，既要从党政机关推荐，也要从党政机关以外其他行业和部门推荐。比如，可以从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单位推荐一些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紧缺领导人才。这些行业和单位有许多优秀人才，他们的知识结构、专业结构可以与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形成优势互补。把他们推荐出来，有利于建设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领导干部队伍，有利于形成广纳群贤、人尽其才的用人机制。

习近平2003年12月1日在民主推荐省级党政后备干部和中管高校党委书记、校长后备干部动员大会上的讲话，选自《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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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枫桥经验”，必须营造法治环境，在依法治省中取得明显成效。要在推进依法治省中，把加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实行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大力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浓厚基层民主法治氛围，畅通社情民意渠道，疏导理顺群众情绪；要广泛开展普法宣传教育，进一步完善普法工作机制，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法治素质。

习近平：《创新“枫桥经验”维护社会稳定》，《法制日报》2004年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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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衡量领导干部政绩，首先要坚持群众公认、注重实绩的原则，把群众意见作为考评干部的重要尺度。其次要完善考评内容，把发展思路是否对头、发展战略是否正确、能否处理好数量和质量、速度和效益的关系，作为考察领导干部是否树立了正确的政绩观的重要内容。在考核中，既看经济指标，又看社会指标、人文指标和环境指标，切实从单纯地追求速度，变为综合考核增长速度、就业水平、教育投入、环境质量等方面内容。再次还要积极探索采用科学的考评方法与手段，力求干部政绩考核更客观公正、更科学合理，最大限度地让广大干部认同。

习近平2004年8月5日在杭州湖州嘉兴党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选自《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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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建立健全科学的干部政绩考核体系，必须体现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落实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五个统筹”“五个坚持”的要求，做到领导干部的政绩，既经得起现在看，又经得起“回头看”和“向前看”。为此：一是在整个指标体系的设置上，要全面反映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情况，不能片面地用经济指标考核干部。要把重大工作责任制落实情况作为考核干部政绩的重要内容。二是在经济指标的设置上，既要重视反映经济增长的指标，又要重视反映经济发展的能耗、质量和结构等其他指标。三是在评价标准上，既要看反映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真实数字，又不能唯数字，更不能搞“数字游戏”，要坚决防止“干部出数字、数字出干部”现象的发生。四是考核指标既要有确定性，在一个时期内相对固定，又要根据形势的发展适时调整。五是在考核方法上，实行定性考核与定量考核相结合，集中考核与经常性考核相结合，特别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把党组织的考核与群众的评价有机结合起来。

要坚持凭实绩用干部，引导领导干部树立和实践正确的政绩观。干部任用体现一种导向作用，也直接影响着干部的政绩观。用准一个干部，就等于树立起一面旗帜，就会对广大干部起到积极引导、示范和激励作用；用错一个干部，就等于发出了一个错误信号，就会挫伤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从一定意义上说，组织上有什么样的用人观，树立什么样的用人导向，干部就会有什么样的政绩观。在干部选拔任用上，我们必须坚持凭实绩用干部，正确运用政绩考核结果，把政绩作为使用干部的重要依据。要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通过建立和完善民主推荐、民主测评、民主评议和考察预告制、任前公示制、试用期制等制度，进一步落实群众在选人用人上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防止考察失真、评价失准、用人失误。要大力选拔那些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发展上有成效的干部，那些想干事、肯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那些作风优良、实绩突出的干部。特别是对那些长期在条件艰苦、工作困难的地方工作的干部，要高看一眼；对那些不图虚名、踏实干事的干部，要多加留意；对那些埋头苦干，注重为长远发展打基础的干部，更不能亏待；对当时被认为有政绩，但被实践证明是虚假政绩或造成重大损失的，必须加以认定和追究责任，已经因此得到提拔重用的干部，必须坚决撤下来。通过正确的用人导向，真正使那些勤政为民、求真务实、政绩突出的干部得到褒奖和重用，使无所作为、好大喜功、弄虚作假的干部受到批评和惩戒，努力在各级领导干部中形成“为民、务实、清廉”的良好氛围。

习近平2004年9月7日在浙江省委党校秋季开学典礼上的讲话，选自《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12月版

VW001.052.20050110.001

目前，我国人均生产总值已超过一千美元，我省已接近三千美元，工业化、城市化呈进一步加速的趋势，这既是一个有利于“三农”问题根本解决的战略机遇期，也是一个容易忽视“三农”利益、导致各种矛盾凸显的社会敏感期。在这一特殊时期，是否高度重视“三农”问题，能否有效解决“三农”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党中央审时度势，明确提出“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告诫我们在新的发展阶段必须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放到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位置，把提高解决“三农”问题的能力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我们强调务必执政为民重“三农”，就是要牢固确立“三农”问题是中国根本问题的思想，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在任何时候都不动摇；就是要从执政兴国的战略高度，充分发挥农民群众在“三农”发展中的主体作用和党委、政府的主导作用，不断增强解决“三农”问题的本领；就是要坚持党政主要领导亲自抓“三农”工作，自觉地把“重中之重”的要求落实到领导决策、战略规划、财政投入、工作部署和政绩考核上来，形成全社会支持农业、关爱农民、服务农村的强大合力和良好氛围。

习近平：《务必执政为民重“三农”》（2005年1月10日），选自《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版

VW001.052.20060412.001

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落实“重中之重”要求的理论归宿和实践选择。我们一定要全面准确地学习领会这一重大命题的深刻含义，把“重中之重”的要求真正落实在思想上、行动上、措施上。具体地说，就是要在谋划发展战略上，把建设新农村作为重中之重；在工作部署上，把推进新农村建设作为重中之重；在深化改革上，把建立有利于新农村建设的体制机制作为重中之重；在政府财力安排上，把支持新农村建设作为重中之重；在生产要素配置上，把引导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流向新农村建设作为重中之重；在组织领导上，把加强和改进党对新农村建设的领导作为重中之重；在政绩考核上，把建设新农村的成效作为衡量干部政绩的重中之重。

习近平：《重中之重是“三农”》（2006年4月12日），选自《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版

VW001.052.20060430.001

村级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的基础。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要选准配强村级党支部班子，切实把那些政治素质好、品德作风正派、处事公正公平、勇于创新、能带领农民群众增收致富的能人选进班子，培养一大批优秀的农村基层干部。这既是增强农村基层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的基础，也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键。强班子必须贯彻到认识上，抓好正在开展的农村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努力提高农村基层干部对上对下高度负责的精神和强烈的责任感。强班子必须体现到精神上，大力弘扬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充分发挥基层干部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引导基层干部爱民树风范、甘于作奉献。强班子必须落实到能力上，在建设新农村的实践中不断增强带领群众发展经济、增收致富的本领，立足村情，发挥优势，大胆探索，加快发展。

习近平：《强班子带村》（2006年4月30日），选自《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版

VW001.052.20081017.001

30年来，我国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视改革开放为己任、与时代发展同步伐，以高度负责的主人翁精神，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在奋斗实践中，我国工人阶级队伍日益壮大，整体素质不断提高，先进性明显增强，利益进一步实现，领导阶级地位更加巩固，主力军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2008年10月17日习近平在中国工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祝词

VW001.052.20090901.001

实践充分说明，党和国家是国有企业的坚强后盾，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是国有企业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国有企业只有坚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谋划企业的发展，牢记使命、勇挑重任，才能切实履行好自己的经济责任、政治责任、社会责任，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的发展。

习近平：《在大庆油田发现5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选自《石油政工研究》，2009年第5期

VW001.052.20091009.001

关于坚持把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同推进党领导的伟大事业紧密结合起来，保证党始终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这条经验，反映了党的建设必须服从服务于党的历史任务这一根本指导原则，揭示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同党领导的伟大事业之间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推进革命、建设、改革最根本的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党的建设是党领导的伟大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

习近平：《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纲领性文献》，《人民日报》2009年10月9日

VW001.052.20111104.001

在未来的征途上，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风险，我们都要坚持党的领导，毫不动摇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同时，我们要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和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创造精神。这是保持和发展我们党的先进性，实现党的当前和长远奋斗目标、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

习近平2011年11月4日在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1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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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建设和管理好一个有几千万党员的大党，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我们要坚持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积极稳妥推进党务公开，完善党代表大会制度和党内选举制度，完善党内民主决策机制，坚决克服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个人独断专行和软弱涣散现象。要加强地方党委领导班子运行机制建设，真正形成领导班子团结协作、高效运转、能及时发现解决存在的问题与矛盾的工作机制和管理机制。

习近平：《始终坚持和充分发挥党的独特优势》，选自《求是》，2012年第15期